诗人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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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好比一座出将入相的舞台,生旦净末丑,各类人物都是少不了的。所以,耍笔杆子的,自然也要走出来亮一亮相。尤其中国是一个文化古国,翻开二十几史,文化人在这个舞台上,还是少不了的角色。古往今来,没有文人这个行当,还是真的要少了许多热闹。所以,文人很像凡中药方里都有的甘草一样,多一分不嫌多,少一分也不嫌少,但完全没有这味药,君臣配伍就要成问题,文化人就是要起这样一个点缀角色的作用。
在有皇帝的封建社会里,歌舞升平的随班唱和啊,文修武治的山呼万岁啊,歌功颂德的封禅加冕啊,皇恩浩荡的树碑立传啊,没有文人的帮衬,那许多场面的色彩,就怕不会那么精彩了。因为,数千年来,这样用惯了文人,也使他们出了风头,遂养成了其中一部分人,那种时刻准备着的,只要一掀帘子,就能登台献艺的本事。开场锣一响,便马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表演欲强烈得过头的文人,甚至锣鼓家伙还没敲起来,就会情不自禁地跳梁出来,在那里卖老、卖俏、卖苦、卖骚、卖病、卖隐,乃至于卖寡廉鲜耻,卖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舜蹁跹”了。
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是耐不住,二是不怕丑,三是挺自得,这或许就是曹丕所说的“文人类不护细行”的职业病了。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历史小说,写了那么多的帝王将相,笔锋之余,描绘了三五个文人雅士凑趣,也是理属正常的了。现在看起来,魏晋文人,特别是建安时期的几位作家和诗人,也许是中国最早意识到作为文学家存在于社会之中的独立个体,他们作为文学家的个性,更为突出了。在此以前,像司马迁、班固、班婕妤、司马相如、枚乘、邹阳之流,他们的身份,主要还是附庸于帝王贵族的官员,清客,幕僚,侍从,或者竟是医祝巫仆的三教九流之类,这种职业身份,压倒他们的文学家身份,而文学不过是他们讨好皇帝老子,巴结王公贵族的一种谋生手段,很少作为表现自我的工具。到了汉末,这些文人,就是以文学为名,以文学为生存手段,为文学而文学,以文学来表现自己了。至于职务,只是形式或象征意义的事情了。
在中国文学史上,管这批以文为生的作家,叫做“建安七子”,因为他们都是在汉献帝的建安年代,活跃于许都的诗人作家。那时的中国,在文化上有点号召力的,主要是曹操父子,其次是刘表。至于江东的孙吴,那时还不成气候,而刘备则是一个无处存身的亡命徒,处于狼奔豕突的状态之中。在中国,一旦落到肚子吃不饱,生活不安定的时期,领导人便只会革命文化,而顾不上建设文化的。而自身文化素质很低的皇帝,更把文化视为末流了。回顾五千年文明史,中国文化的历次毁灭性劫难,大半是这些人造成的。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诗人的,曹操得算一个。他的诗写得有气概,有声势。而且,他能花重金,把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就因为她的诗把他感动了,这绝对是诗人的浪漫行径,别的领袖人物未必有这等胸怀。他还让蔡文姬,把她能记下来的她父亲蔡邕的已被战乱毁灭的图书文字,整理出来,不致湮没,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行为。可就在十年浩劫期间,多少珍贵书籍被化成纸浆,再生产成擦屁股的卫生纸;多少稀世文物被砸被毁,从此成为绝响,这种文明与愚昧的倒置,不知道历史是进步还是倒退?
曹操在平定吕布、陶谦、公孙瓒、袁绍、袁术以后,公元196年的许都,有了一个初步安定的局面,才使得他有可能在文化上有所建树。加之他手中汉献帝这张王牌,对士族阶层,对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的招lái作用。“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延揽了一批像崔yǎn、孔融这样的大士族和大知识分子,遂形成了中原地带的文化中心。当时,到许都去献诗作赋,吟文卖字,便是许多有名和无名作家竞相为之的目标。
当时驻镇在荆州的刘表,是一个志大才疏式的人物,号称八俊,喜以风雅自命。这种经常舞文弄墨,偶尔谈诗论经,平素要找几个文化人装点门面,动不动来上几句酸文假醋的官僚,是我们中国官场的土物产品。凡是文人,哪怕是假文人,也有不大肯安生的毛病。由于中原混战之际,他在荆州,得以偏安一隅,经营他的地盘,相对稳定,而且也网罗了像王粲这样的很负盛名的文人。因此,他在文化上,也想与北方的曹操分庭抗礼。其实,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被人咏唱了几千年,而现在看刘表,不过以文博名的无聊政客而已。
项羽烧阿房宫的时候,不会想到做诗,到了乌江四面楚歌的时候,就唱开了“虞兮虞兮奈若何”来了。凡无出路,无出息,在仕途上晋升无望,拓展无门,但天性不甘落寞,不肯归田,情不自禁犹想一搏,然而无气力、无奥援的吃政治饭者,就只有附庸风雅,作斯文状,为最佳的保持心理平衡之计了。亦文亦官,似官似民,有名有实,亦下亦上,说在位又不在位,说不管事又管事,说退了还很忙,说忙吧,忙里偷闲还能跳跳舞,唱唱歌,看看戏,指导指导创作,是中国官场中的落魄者和即将落魄者的最能接受的处境。
外国人不大搞这一套假惺惺,打仗就打仗,绝不唱偃武修文的高调,做官就做官,不表示自己案牍劳形,作清高状。拿破仑决不羡慕作家的荣誉,非要当一名作协会员。据传他从莫斯科败退时,把作家和驴子编在一个队伍里,放在最后,不知确否?伊丽莎白女王可以示意莎士比亚写她喜欢看的《第十二夜》,但决不亲自执笔,还要在剧本开头署上芳名。哈韦尔当了捷克总统以后,就管做他的总统,不再当他的剧作家了,而且也不过问别人应该写喜剧,还是写悲剧的事。一到我们这儿,什么儒将啊,儒吏啊,全出来了,最近更扩而大之,还有儒商一说。人们知道,商是惟利是图的,而儒是反对上下交征利的,儒和商联在一起,实在是有些莫名其妙。若以此类推的话,岂不是可以有儒盗、儒匪一说了么?那可就是真正的笑话了。
其实,像刘表这样的中国官僚,说穿了,有了足够的权力还不满足,和中国的暴发户,百万富翁,有了许多的钱,甚至做到有钱能使鬼推磨以后,还觉得缺点什么一样,就因为中国是一个文化古国,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权力、金钱之外的社会价值观,那就是文化。所以,狗屁不通,平仄不分的领导,要作两句歪诗,以显肚子有墨水;毛笔握不好,字像鬼画符的老爷,喜爱到处题词,表示自己有学问;分明文学白丁,却要指导作家,证明他什么都明白;唐宋元明,五代十国,都搞不清楚,也说不上来,却大讲历史教训,以示自己渊博。和有钱人在多宝格里摆假古董,在墙上挂赝品字画,修不今不古的亭台楼阁,雇几个作家为自己写传,或者当枪手弄出一部着作一样,不过是钱多了,权有了以后,在文化方面沽名钓誉,给自己沾点书卷气而已。
荆州的平稳假象,使得刘表错以为他的感召力、凝聚力,和政治、经济、文化实力,可以与曹氏父子一埒高低。人通常缺乏自知之明,有一定实力的人物,尤其容易过高估计自己。这也不光是作家的毛病了,绝对清醒的政治家,和具有深刻自省意识的作家,终究是少数。处于中原战乱之外的荆州,不过是一个暂时安稳的地方,许多人的到来,逃难避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明白人也看出虚名无实的刘表,前景不佳。《世说新语》引《魏志》曰:“裴潜,字文行,河东人,避乱荆州,刘表待之宾客礼。潜私谓王粲、司马芝曰:‘刘牧非霸主之才,而欲以西伯自处,其败无日矣!’遂南渡过长沙。”可见有识之士,并不把他当成为什么中心的。后来的荆州,实际上成了吴、蜀、魏的兵家必争之地,成为重灾区。刘表也成了过眼烟云,除了他的怕老婆名声外,现在谁还知道他在文化上的任何成就呢?就算他当时做了荆州作家协会的主席,又如何?
文人的不肯安生,也实在是没有办法,曾经在荆州呆过的,那位很自负的青年才子祢衡,大概觉得刘表不过是个浮泛虚靡的人物,到底打了个铺盖卷,不远千里跑到许都,想在那里一鸣惊人,结果没想到送了一条小命。写《登楼赋》的王粲,命运比祢衡强多了。刘表死后,劝他的儿子刘cóng依附曹操,也随之来到许都,跟着立了功。这位被刘表以其“貌寝通脱,不甚重之”的王粲,颇被曹操和曹丕倚重,很快成为建安文学的主力。
此其时也,许都的文学气氛达到了高潮。《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对活动着许多文人墨客的这个中心,有过这样一段评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láng;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孔融,杨修,陈琳,刘桢,徐干,阮yǔ,应chàng,和从匈奴赎回的蔡yǎn,真可谓济济一堂,竞其才华。刘勰距离这个时代约两个世纪,来写这段文坛盛事,是相当准确,并具有权威性的。
所以,建安文学得以勃兴,很大程度由于曹操削平袁绍,北征乌桓,统一中原,休养生息,出现了一个安定局面的结果。如果仍同吕布,刘关张没完没了地打,和我们文革期间没完没了的斗一样,除了样板戏,就搞不出别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爱诗章”,懂得文学规律,与只知杀人的董卓,用刀逼着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腾踊”的局面出现了。
《文心雕龙》说到建安文学的特点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变,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所以,曹操的《蒿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送应氏诗》,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蔡yǎn的《悲愤诗》,以及《孔雀东南飞》等具有强烈现实色彩的诗篇,便成了建安文学的主流,也就是文学史所说的“建安风骨”了。
曹植《与杨德祖书》中,说到这番繁荣景象,不免为他老爹的气派自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吾王(曹操)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看起来,曹操是振一代文风的始创者,而曹丕曹植是不遗余力的倡导者。所以,在三国魏晋文学中起先河作用的,正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他们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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