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章含之：用一支笔为丈夫乔冠华讨回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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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章含之老师于今晨8：24去世。”(引者注：2008年01月26日)

　　26日早晨，我还在睡梦中，依稀听到短信的铃声。我伸手抓过手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章老师的助理耿先生发来的。

　　半个月前，我去北京医院探望章老师时，私下里再三问过杨大夫，问过耿。他们告诉我，章老师不会有生命危险，只是晚年要改变生活方式，离不开吸氧。

　　在病房里聊天时，章老师与杨大夫商量她屋子里哪里可以放氧气瓶。她说她的自传写好后，就去换肺，坚决扔掉氧气瓶。

　　我说我相信她的生命力。她换过两次肾，在死亡边缘挣扎过，但都挺过来了。

　　谁也没想到，章老师会突然病情急转直下。

　　我看着手机上的这一行字，泪眼模糊了。

　　我想起二十三年前的那个夜晚，想起史家胡同。

　　二

　　章老师在北京的家是座很大的四合院，两扇大红门高高的厚厚的重重的。门上剥落的红漆和两只锈迹斑斑的大铜环诉说着这座四合院的沧桑沉浮。

　　二十三年前的一个晚上，我随一位老朋友推开这扇厚厚的大红门，认识了这座四合院的女主人。过去，我只是在电视新闻里看见过她，听说过她的种种传闻。在黑暗中，走过前面的小院，穿过长廊，望见大客厅高高的雕花窗里昏黄的灯光，还是有点神秘感。那年，她已有四十几岁，比记忆中的新闻片里看见的她更具成熟女人的美丽，言谈间处处透出大家闺秀的风韵。她又很亲切随意，让人马上摆脱拘束感。

　　那天，我们聊到半夜两点。话题自然是乔冠华“乔老爷”，她这样称呼丈夫和前外交部长，是因为毛泽东也这样称呼他。她当时正处在一生中最困难最低潮的时期，满腹怨屈无处诉说，讲到动情处热泪盈眶，最后，还是忍不住在我这个初识的朋友面前流下热泪。

　　半夜，我已无法回饭店，那时的饭店很早关门。我只得睡在朋友家的沙发上，辗转反侧，脑海里始终是章含之那对热泪盈眶的眼睛。我走进这座大红门前，是带着种种疑惑的，因为我曾经听到过种种传闻，但她的真情打动了我。我开始怀疑那些传闻。

　　我那时正在编一本有名的杂志，但那天晚上一句话也没提到组稿。我觉得在她生命如此痛苦的时刻提组稿简直是种亵渎。

　　半年后，我又去北京，又去看她。还是没谈组稿。我觉得她不会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她有话要说，不吐不快，我不需要组稿，她也会写。

　　又过了半年多，她寄来第一篇文章《故乡行》。她说不知道能不能发表，希望不要给我造成麻烦。信很短，写得很客气。当时我们还不熟悉，只见过几面，果然，在编辑部里有不同看法，有人不同意发表，理由也是社会上的种种传闻。我据理力争。后来折中，文章作了删节后才上版面。

　　这是我第一次做她的责任编辑。从此开始了我们之间二十余年的作者与编者的交往。

　　以后，她写的文章首先寄给我看，几乎她所有的文章都经我之手发表。每次发表，都会引起一点小小的波澜。有时会来一个电话，有时会来封信，领导也找过我。我说应当摆事实讲道理，有不同意见也可以写文章，我们照样发表。但没有一个人或者一级组织堂堂正正地来过一份公函或一篇像样的文章。

　　以后，我们慢慢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我对她了解得更多更深，我才明白，她的生活不仅是一部传奇，而且是一部历史。不管是传奇还是历史，真实是它的生命。而构成传奇与历史的精彩细节，离开真实性便黯然失色。我自己也是作家，任何一点虚伪都无法欺骗我的感觉，任何虚假的细节都无法欺骗我的眼睛。我对章含之了解越多，我对那些传闻越无兴趣。因为她本身的传奇包含的巨大的社会历史意义，已使这些所谓的传闻显得微不足道了。

　　我第一次推开大红门见到她时，乔冠华逝世才一年多，她完全笼罩在乔冠华的阴影里。我不仅为她对乔冠华的真情所打动，而且感觉到一股比这真情更深沉、更强烈、更无畏的精神力量。那就是要为乔冠华讨回公道，要还自己一生的清白。

　　三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要出台湾版时，我与章老师聊天，谈到如何在台湾做宣传，章老师笑着说，你跟他们说四句话十六个字：总督孙女、总长女儿、主席老师、外长夫人。

　　我跟台湾出版人说这四句话，他们不懂。我解释说：她亲生父亲的父亲是安徽总督，她养父是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她是毛泽东主席的英文老师，是前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夫人。出版人听了伸出舌头：太了不起了!他们果然把这四句话印在新书的腰封上。

　　这四句话一点也没夸张。除了她未曾见面的祖父外，这三位历史人物改变了她的一生的命运。

　　首先是她的父亲章士钊。章老先生是位毁誉交加的历史人物。他追随过孙中山，与黄兴为友，以章太炎为兄，奔走革命;他又依附过袁世凯，在段祺瑞政府当过司法部长和教育总长;他帮助过共产党，营救过李大钊，为入狱后的陈独秀出庭辩护，他的辩护词被作为当代的大学教材;但他办过《甲寅》，反对白话文，开除鲁迅，镇压学生，被鲁迅斥为“落水狗”。他是大学问家，张君劢曾称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六位重要人物：章太炎、王国维治国学，严复的贡献在翻译欧洲学术名著，而能“学贯中西”者只有梁启超、胡适与章士钊。

　　章老先生是位名士，两袖清风。他常常说：“我这一生，既无动产，也无不动产。我从无财富，但也从不缺钱。”他一生经手的钱财不少，但他乐善好施，结果，没给自己置一分地，买一幢房，银行里也没有存款。史家胡同的房子还是毛主席、周总理指示送给他的。

　　章含之不是章士钊的亲生骨肉。章含之的身世是一个哀艳的爱情故事已尽人皆知。

　　但正是章含之成了章家真正的女儿和继承人，只有她一直随侍在父亲身边，照顾老人的晚年，也只有她想到要为父亲出全集。对于一个大学者来说，名利已如浮云，身后事还有什么比出版全集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

　　难能可贵的是在她大病一场，几乎是从死亡边缘走回来之后，决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父亲出全集。她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朋友的帮助，组织了一个编辑班子，前后工作几年，完成600万字的收集整理注释工作。

　　我生也晚，无缘见到章老先生，但总算也为章老先生尽了一点心意，最后帮助章含之完成了出版十卷本《章士钊全集》的心愿。

　　四

　　如果说，章含之走进章家，是她第一次改变命运。那么，她人生道路上第二次改变命运是因为毛泽东。

　　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七十大寿。那天办了两桌家宴，除了家属之外，只请了四位湖南同乡作陪，有幸被邀的四位老人是程潜、叶恭绰、王季范和章士钊。毛泽东事先关照每位可以有一个子女陪同。王季范带了他孙女王海容。王海容因为与毛泽东有一层亲属关系而有机会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与她的一次谈话在“文革”中流传出来，一下子使她名声遐迩。

　　章含之也是这一天见到毛泽东的。毛泽东听说她在北京外语学院任教，便请她到中南海来教他学英语，并戏称她“章老师”。从此，“章老师”这三个字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她不只是大学里一位普通教师，而是一国之领袖毛泽东的私人教师，能够出入中南海。

　　我问过章含之，毛泽东是否真的想学英语。她说：当初以为是，现在想来，其实毛泽东是想借此休息。而且她发觉，她去中南海的那一年多，毛泽东很空闲，有闲心与她聊天。后来才知道这段时间是毛泽东所谓“大权旁落”的时期。章含之有次还告诉我，毛泽东曾想带她去外地，住在他的专列上，她教毛泽东英语，毛泽东给她讲历史。这个计划如此诱人，使章含之非常激动地期盼着这一天。但这个计划最终没有成行，而且毛泽东也停止了英语学习。因为，与政治对手的斗争，使毛泽东再也没有这份闲心了。

　　但是，毛泽东没有忘记章含之，在“文革”中，知识分子都成了“臭老九”，发配到农村干校去受劳动的惩罚。毛泽东一纸命令，把章含之从农村调回北京，进了外交部，后来又成为毛泽东、周恩来的翻译和主管一个地区的外交官。

　　那年代没有歌星、影星和体育明星，电影是唯一的消遣，少得可怜的几部电影放映之前都放伟大领袖接见外宾的新闻片，经常陪同毛泽东和周恩来出镜的章含之因为她的美丽和风度格外引人注目，那一代人的记忆一直保存到现在。当《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出版后，我陪章老师到各地去签名售书，所到之处，读者欢迎的程度超出我们的意料，在全国书展上，章含之面前排队等她签名的人最多，远远超过畅销书作家。

　　五

　　毛泽东没有想到，她把章含之调入外交部后，使章含之在人生道路上第三次改变命运的是另一位男人乔冠华。

　　乔冠华是中共党内才子，当年与胡乔木有“南北二乔”之称。他年轻时初露锋芒是二次大战时在香港写时评，当马其诺决战尚未见分晓时，他便预言“巴黎将于三日后不战而降”。毛泽东在延安看到他一篇题为“从东线到西线”的国际时评，高度称赞这篇文章“可顶战场上几个坦克师”。

　　毛泽东、周恩来一直器重他的才华。但因为他不是老红军老八路出身，一直在党内受到排挤，连周恩来想提拔他都阻力重重。他的外交才华得到发挥还是在中美谈判时，他与基辛格棋逢对手。继而在联合国大会上，他谈笑风生，纵横捭阖，赢得世界性的声誉。

　　在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的年代，毛泽东没有想到他的权威受到一段生死恋情的挑战。毛泽东似乎知道了章含之进入外交部后与乔冠华的恋情，显然，他并不喜欢这种关系。他亲自提名章含之任中国第一位女大使出使加拿大。在毛泽东绝对权威的年代，又是恩宠有加的栽培提拔，以及共和国第一位女大使的荣耀，对章含之的爱情确实是个考验。乔冠华听到这个消息忧心忡忡，他知道“君命难违”的古训。但章含之却表现出女性少有的理智与勇气，他对乔冠华说：“你不是说为了这份爱，你可以不当部长，我也可以不当这女大使，这都是身外之物。”章含之冒着失宠的危险，选择了爱情，也选择了她后半生坎坷的命运。

　　我常常听到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说章含之是贪图乔冠华的名声和地位，但他们并不知道章含之是冒着多大的压力作出自己的选择。而章含之知道这“抗命”的代价。

　　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批示批判乔冠华。乔冠华是他一生中决定批判的最后一个人。自然，这其中有许多政治上的复杂因素，但章含之隐隐约约有种感觉，似乎多多少少与他们当年的叛逆有点关系。

　　章含之多次很感慨地对我说，她与乔冠华十年风雨情，只有两年是充满阳光和欢乐的，其余八年，她陪着老乔受尽磨难，一直到老乔含冤去世。

　　乔冠华的离去，几乎使她丧失活下去的勇气。她对我说，她几次想到死，她多少次在上海黄浦江畔徘徊。她说她失去了一切，以后又失去了她唯一的财产——她的爱，她最亲爱的人。她的生活已经没有意义。

　　她后来写道：“在生与死的关口，使人活下来的不仅是生的欲望。在那年寒冷的冬天，对于我来说死的诱惑更大。但是我不甘心就这样沉默地从人间消失，不甘心历史这样被歪曲。于是我活下来了。”

　　她的心已死了，但她还有一股气。这股气支撑她活下来。

　　我第一次推开大红门见到她时，乔冠华逝世才一年多，她完全笼罩在乔冠华的阴影里。我不仅为她对乔冠华的真情所打动，而且感觉到一股比这真情更深沉、更强烈、更无畏的精神力量。那就是要为乔冠华讨回公道，要还自己一生的清白。

　　这种精神力量支持着她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

　　这个时候的她手中已经没有任何“武器”，唯一有的只是一支笔。

　　她开始写作。

　　我第一次推开大红门见到她时，乔冠华逝世才一年多，她完全笼罩在乔冠华的阴影里。我不仅为她对乔冠华的真情所打动，而且感觉到一股比这真情更深沉、更强烈、更无畏的精神力量。那就是要为乔冠华讨回公道，要还自己一生的清白。

　　六

　　临近乔冠华逝世十周年时，我在北京。她告诉我，许多老朋友都劝她，说她活得太累，不为自己活着，永远生活在乔冠华的阴影里。她感叹地说，老乔去世快十年了，我大概是应当走出这个阴影了。她说，我想把埋在心底的对老乔的感情毫无保留地写出来，从相知、相恋、相爱，到生死相依。写出来可能会轻松点，以后再也不写了。

　　她一气呵成写了七万字，就是那篇著名的《十年风雨情》，那真挚而又细腻、浓烈而又悲凉的爱情催人泪下。

　　我当时主编《文汇报》“笔会”副刊，我用超常的规格，用四个整版的篇幅连载了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极大反响，全国几十家报纸转载，每天接到读者来电来信，成为《文汇报》史上少有的几篇引起全国轰动的文章。

　　随后，我为她编了第一本书《风雨情》。有人误以为《我与乔冠华》是她第一本书。其实，《我与乔冠华》是她与其他几位乔冠华的朋友的合集。真正她个人的第一本书是《风雨情》。收录了她执笔以来写的所有文章。

　　新书出版时，我请她来上海为读者签名。报纸发了消息，读者提前四五个小时就到书店门口排队，排成长龙。但是章含之却无法来上海。

　　她病倒了。医生说，她如果执意来沪，会有生命危险。不得已，她请她的朋友专程从北京送来乔冠华和她自己的两枚印章，我和责任编辑代她去为读者盖章，盖到我们手腕发酸手指发麻。

　　章含之在死亡边缘挣扎了半年。她的朋友一次次给我打来病危告急电话，但章含之一次次从死亡线上走回来。她顽强的生命力使她奇迹般地活下来了。因为她还有一些事没做完，她还有一些想说的话还没说。

　　四年后，我主持的《文汇报》“笔会”副刊计划出版一套“笔会文丛”，我想到章含之的书已经在市面上脱销，便请她再写一篇新作，编一本新书。她写了《那随风飘去的岁月》，回忆她的大学时代。并以此篇作书名列入笔会文丛中。笔会文丛的作者除了章含之，还有柯灵、吴冠中、华君武、秦怡、龙应台、沙叶新、陈钢等等，一时蔚为大观。

　　进入新世纪后，我到文汇出版社工作，我首先想到的又是章老师，我请她再写一段在外交部的生活。这样她写的各篇文章在时间上就可以串连起来。故事就完整了。好像一部传记，这就是后来那本名扬海内外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她的文章是我逼出来的。不是我“逼”她，她一直不想动笔。我知道她的心情很矛盾，想写又怕写。往事已经过去二三十年，但伤痕依旧存在。她说：“重新翻出旧事犹如撕去那覆盖在伤口上的纱布，再洒上厚厚的一层盐。它又开始流血。”

　　其实，我的心情也很矛盾。我深深了解她。我希望她开始新生活，不愿她再去触动心灵深处的隐痛，但我又知道她不把这一切写出来，心底的“死结”就永远解不开。因此，她还是高兴我这样逼她的。

　　《大红门》出版后，几乎每个月印一版，有时一个月连印两版，连续上畅销书排行榜。竟然印了二十几万册，她很高兴，开玩笑说想不到“老来红”了。

　　七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还在走红的时候，章老师开始冷静下来。

　　那年，她在青岛海边买了套房子。看起来她像是心血来潮，受朋友蛊惑。其实，我了解她心底里是想躲开北京的纷扰，在这里可以静静地休息和写作。

　　有天，她告诉我想写本真正的自传，写她自己的一生，这些大人物大事件都是她的背景，促使她动心的是一家外国大出版公司的约稿。

　　我说，是啊，《跨过厚厚的大红门》表面看起来把她的人生故事串起来了，很完整，像本传记。其实，那都是写别人，写主席，写总理，写老乔，写父亲，她只是陪衬。这些年来，她给我讲过那么多精彩动人的故事，写出来才是她真正的传记。

　　她说，《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其实我没有跨出去啊。大概我把这本自传写出来了，才算真正跨出去。

　　她一直想跨出去，但她在这大红门里生活了一辈子，她属于这个四合院，这里有她父亲的身影，有冠华的笑声，还有永远铭刻在心的情感恩怨。但这里的气氛太凝重，太压抑，她一个人生活在这四合院里太孤独，太沉重。她想跨出去，她后来又在上海买房子，在上海办学校，她喜欢上海，她身上流着上海女人的血。她常常在北京和上海之间飞来飞去。

　　但离开久了，她又会想念史家胡同的四合院。有次她对我说，她回到四合院里，心情才会真正安宁。这是她的肺腑之言。

　　她在医院时，也想着史家胡同的家。她说她不能再坐飞机了，去不了上海了，她约我春天时再去史家胡同，好好商量她的自传。完成这部自传，是她晚年最大的心愿。

　　春天，我会再去史家胡同，沿着二十三年来走过的那条熟悉的胡同，推开那扇熟悉的大红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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