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是一匹“圈中狼”——有钱有文化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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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宋时期，中国是世界公认的“有钱有文化的弱者”,“身体”条件之差令世界惊诧。

　　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为什么如此之差?他们究竟是一群什么物种?这就需要细细分解。

　　世人皆认为，宋之弱，在于“重文轻武”的国策。然而，北宋建国初期，对付西夏，军事上是处于上风的，对付契丹，打个平手;严重不敌的，是女真，全面不敌的，是蒙古。如果说“重文轻武”导致宋军不行，那么宋先于女真便亡在契丹之手了，何必再等下一个虎狼之师?

　　“武器与军费”决定战争论是错误的，简单的一句“重文轻武”也不能一言蔽之。恐怕，必须从更深的“物种起源”找原因。

　　世所共知，除了盛唐少数朝代，中国历代帝王多怕“夷”。不少学者把中国怕“夷”的传统归结为“狼道与羊道”的差异。其实，以笔者看来，中国的官军也是狼，与塞外作战的官军，他们不是羊，在国内，他们也是如狼似虎。但为什么这种狼打不过那种狼呢?

　　这就是同类不同种的问题了。如果把金兵喻为“草原狼”，那么防内不防外的宋军充其量算是“圈中狼”。所谓“圈中狼”，其实就是“内敛型”封建王朝制造的“窝里横官、兵”别称。他们主要具有四大属性：

　　一是侵占性。政府权力全部掌握在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以国家利益为理由，随意侵夺庶民的财产。

　　二是垄断性。将本应该属于国家资源，甚至机会的拥有，都朝有利于自己地位巩固的方向揽进。久而久之，变成世袭阶级。

　　三是低效性。把应尽的职责全然当做例行公事处理，没有工作的原动力，遇事拖拉、犹豫不决、敷衍应对。事非到非处理不可而绝不处理。

　　四是保守性。在官僚体制下，个人的权力是与其地位成正比例的。为了达到向上爬的目的，他们自然只能墨守成规，而不敢有任何逾越;同时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当然更不愿做任何革新。

　　前两种特性铸就了官、兵“贪婪”与“凶残”的“狼本质”，后两种特性则给这种“圈中狼”注入了“惰性”和“钝性”。总之，这既是一种没有丧失本性的狼，又是一种反应迟钝的狼，最终成为一群“内残外忍”的奇异物种。

　　宋金战争，把宋军“圈中狼”本质暴露无遗。徽钦二帝，北宋这对著名“亡国父子”，即为典型“圈中狼王”。在国内，他们是“二圣”，从来不失“九五之尊”，而一到了金兵大营，没等逼迫，双膝就自动弯曲下来。

　　东京保卫战本来是有持久战机会的。但是，贱骨头父子先行露怯，东京保卫战时，敌兵尚未压境，金兵将领宗翰下通牒书，宋钦宗竟及时回信，说“一一听命”。金兵围攻东京，宋钦宗下令不得得罪金兵，一霹雳炮手发炮后竟被枭首处死。

　　中国皇帝频频告饶求和，大涨了游牧部落首领信心，一半吓唬，一半武力，以震慑之态，对东京城探囊取物。

　　当我们每哀叹这段国耻的同时，不能忽略这样一个深层“文明变种”问题——同样一个民族，为什么在唐太宗时能主导世界、而宋徽宗时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他们手中，拥有的是同一个华夏文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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