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第一大党领袖的竞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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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孙中山践诺辞职，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随后蔡元培、宋教仁等作为专使北上迎袁世凯到南京就职，因发生北京政变，袁以稳定北方局势的名义，获准设临时政府于北京。

　　临时政府到了北京，临时参议院自然不能继续在南京办公。临时参议院在北上的过程中进行了改选，议员人数从40多人增加到130人左右。在有资料可查的123名议员中，共和党人数最多，同盟会次之，统一共和党第三。统一共和党的吴景濂被选为议长。

　　同盟会在1912年4月由地下走向公开，选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汪精卫、吴稚晖标榜“不做官吏”、“不当议员”等“六不主义”，淡出同盟会会务。对同盟会的发展，孙中山主张做一个在野党，监督政府;而宋教仁则希望同盟会能在国会中占据多数席位，进而成为执政党。黄兴等同志都对宋教仁的想法表示了支持，孙中山只好将同盟会交给宋教仁打理。

　　共和党由民社、统一党等五个政党合并而成。孙武自恃有发动首义的功劳，以为自己能在南京临时政府的内阁中获得一席之地，结果一无所获。孙武挟对孙、黄的不满，拉拢一批军人，成立了民社。统一党则是章太炎等光复会成员、张謇等晚清立宪派联合的政党。由于历史上的积怨和路线之争，新成立的共和党注定与同盟会不和。宋教仁曾与章太炎商量，将统一党与同盟会合并，因为张謇等的极力反对而告吹。1912年4月，统一党的张謇、孟森在没有获得章太炎和北京本部同意的情况下，合并了民社及其他一些小党，在上海宣布成立共和党，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章仅为理事之一。章太炎表示不承认合并，统一党依旧独立。

　　统一共和党是谷钟秀、吴景濂等所建，立意在同盟会与共和党之外的第三党。临时参议院中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尽管势力微小，但主要成员汤化龙、林长民等无不是响当当的立宪派领袖，他们在等待自己领袖——梁启超的归国。除了以上几个大党，自晚清逐步放开党禁到民初政治自由化，政治性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主要的还有如中国社会党、中华民国工党、中华民国自由党等。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张玉法先生统计，稍具规模的民初政党有312个。

　　北京临时政府的首任国务总理是同盟会籍的唐绍仪，宋教仁在内阁中任农林总长。唐绍仪因为执意落实总理权力，与袁世凯产生矛盾，被迫辞职。内阁中的同盟会会员宋教仁、蔡元培、王宠惠、陈其美也随之请辞。宋教仁从行政系统离开后，转而经营立法系统——先在国会中获得多数席位，然后组阁。

　　在唐绍仪内阁倒台后，袁世凯提名擅长外交的陆徵祥为新任总理，意图打造一个没有显著政党痕迹的“超然内阁”，三大党中，共和党比较支持陆徵祥的“超然内阁”。获得临时参议院通过后，陆总理于1912年7月18日第一次到参议院做施政报告，因为操一口吴侬软语，再加上声音微小，参议员们只能听懂一些如“吃花酒”等琐碎词语，误以为陆徵祥不堪大任。

　　第二天，除了唐内阁留任的阁员外，陆徵祥又提名了六位新总长，其中三人为同盟会会员，宋教仁主张政党内阁，反对本党党员加入混合内阁，所以要求本党参议员在投票时对这三人一概否决。统一共和党也反对陆徵祥提名的阁员，不过出发点恰恰与同盟会相反，因内阁中没有其党党员，该党参议员对记者说：“大总统亦只知有同盟会与共和党，故本党人甚为不平，实言之，此次新提出之国务员意在全体反对。”

　　在这种情况下，临时参议院表决新内阁成员，结果六人票数全未过半。陆徵祥组阁失败后当场请辞。“超然内阁”行不通，统一共和党领袖谷钟秀说：“吾看共和党气焰还了得，今日看他怎么样。”宋教仁、蔡元培也十分振奋，想要趁机出面组织同盟会的政党内阁。

　　当时正值日俄结盟、英国宣布在西藏有行动自由，而中国却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这给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以干涉国会的理由。执法处长陆建章、拱卫军司令官段芝贵等四位军界大佬出面宴请参议员。陆建章在发言中说：“今日内阁人员所致力的急务是外患和财政，如果长期没有政府，亡国的责任应在何人身上?”自副总统黎元洪以下，江苏、直隶、河南等各地都督、军长也都通电声讨参议院。甚至首义功臣邓玉麟也威胁参议院：如果“痛改前非，以国家为前提”，那么皆大欢喜，如若不然，“为国家起见，惟知以武力判断，虽受破坏立法机关之痛骂，亦所不计。”随后，袁世凯又发咨文给参议院，提出了一个新的六阁员名单。

　　参议院第二次对陆徵祥内阁阁员表决时，只有蒋作宾没有被通过。在开会当天，有一位议员写了张纸条给旁边的议员。旁观席上的记者用望远镜观察会场，看见这张条子上写了四个字：“议员无骨”。 参议员否决全部新阁员固然属意气用事，但一旦军界强人纷纷施压，立即改弦更张，议会的权力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

　　如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民初第一届议会少了中国最具实力的北洋派的身影，这说明袁世凯虽然在推动国会选举，但并没有真正地把它放在眼中。当时的各党也只是空有政党的名头，却不能代表某一社会群体的利益，所谓选举仅仅是各派知识分子间的竞争。天真的知识分子以为，凭空移植来一套先进的制度，宪政就能从天而降。

　　宋教仁组政党，孙中山办铁路

　　陆徵祥组阁的波折坚定了宋教仁实行政党内阁的决心。宋教仁最早提及改组同盟会时并不顺利，田桐等老革命党都表示反对。蔡元培也说，同盟会与其他党派联合，不能通过牺牲自己的名称来迁就别人。但宋教仁被选为同盟会政事部主任干事，获得操作党务的权利。当年8月，宋教仁终于将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等合并为国民党，实现了“毁党造党”的理想。成为临时参议院第一大党实际领袖的宋教仁意气风发，他对外宣称：“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

　　国民党的理事长是孙中山，但他在同盟会由革命党向议会党的过渡中的表现更倾向于默许，具体的谋划和谈判都是宋教仁一手包办。外界盛传宋教仁在党内排挤孙中山，以至于宋只好通过媒体澄清：“此次国民党之合并成立，全出于孙、黄二公之发意，鄙人等不过执行之。”对于孙中山辞职的流言，宋教仁说：“此次选举理事，孙先生得票最多，惟孙先生此后欲脱离政界，专从事于社会事业，故不欲任事，曾经辞职，已由鄙人与各理事再三挽留，始允不辞。”说宋、孙翻脸固然不实，但宋教仁说的也不全是实情，推动同盟会改组的显然不是孙、黄，而是他自己。

　　陆徵祥内阁好不容易建立起来，却赶上黎元洪非法杀害张振武、方维的案子，导致的结果就是陆总理事实上一天没办公，便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只好再度辞职。说来奇怪，陆徵祥的继任者、袁世凯亲信赵秉钧竟是国民党籍。其实赵秉钧瞧不起什么政党，他曾对人说：“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做‘党’?不过有许多人劝我入党，统一党也送党证来，共和党也送党证来，国民党也送党证来，我有的拆开看看，也有的搁置不理。我何曾晓得什么党?”

　　陆、赵内阁更迭之际，孙中山与黄兴先后入京与袁世凯会晤。孙、袁两人前后洽谈13次，孙中山对袁世凯说：“国家建设首在交通，兄弟打算在十年内造筑铁路廿万里，望君能练成百万精兵。则中国可达到富强境地了。”袁回答说：“办铁路我知先生是有把握的，若练成精兵百万，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至少从表面上看，那时的孙中山是无意角逐政治的，他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时说：“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致力的即在此事。”孙中山在见袁时承诺十年内不选总统;袁世凯也顺水推舟地任孙为全国铁路督办。孙中山在给宋教仁的信中说，他要“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所以虽然孙中山身上还担着党首的职务，但已很少介入党务，国民党是在宋教仁的掌舵之下走了议会道路。

　　为正式国会选举制定规则是临时参议院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包括《国会组织法》、《参议员选举法》、《众议员选举法》在内的一系列法规相继颁布。议员名额仿效美国制度：参议员规定274名，其中每省10名、西藏10名、蒙古27名、青海3名、中央学会8名和华侨6名;众议员共596名，依据各省人数分配，最多的直隶有46名，最少的青海只有3名。参议员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众议员任期3年。

　　民初议员选举是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的。众议员选举先在各县初选，由选民选出50倍于当选者的候选人，最后候选人互选产生众议员。参议员选举也是分为两个步骤，各省先初选省议员，再由他们互选出参议员。

　　有资格投票的人首先必须是拥有中华民国国籍的男性，然后还要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中的一项：每年直接纳税2元以上;有500元以上不动产;拥有小学或相当于小学的学历。在任官员、现役军人、僧侣等是没有选民资格的。依据各省上报的数字，在当时全国4.4亿人口中，有4086万合法选民，占到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这个比例比晚清资政院选举时扩大了24倍以上。

　　如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民初第一届议会少了中国最具实力的北洋派的身影，这说明袁世凯虽然在推动国会选举，但并没有真正地把它放在眼中。当时的各党也只是空有政党的名头，却不能代表某一社会群体的利益，所谓选举仅仅是各派知识分子间的竞争。天真的知识分子以为，凭空移植来一套先进的制度，宪政就能从天而降。

　　第一届国会的产生

　　在一切法规就绪后，各党竞选有声有色地进行着，颇有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意味。演讲是参选人最重要的一项竞选手段，汤化龙从上海溯江而上，每到一地都要宣讲本党理念，同时在当地建立民主党支部。宋教仁派老同盟会会员仇鳌到自己家乡湖南主持国民党选举，仇鳌在湖南的五个选区分别设竞选办事处，帮助本党的参选者举办演讲和张贴竞选海报。在江苏的茶馆中，不同党派的竞选者相对演讲，但听讲的都是社会士绅和知识分子，即使偶有农民过来围观，也都是看看就走。

　　捕风捉影地给对手制造绯闻是现代选举中常用的制胜手段。清末有名的报人杭辛斋在浙江当选众议员，但不久被人控告其吸食鸦片——法律规定吸毒者无选民资格。杭辛斋被关押了十几天，最后没有检验出他有烟瘾，一下点燃了国民党的怒火，指责地方检事厅长许畏三诬告，事情一度闹得沸沸扬扬。

　　在初行民主的时候，贿选是无足为奇的。而只有当竞选的职位真正有意义时，选票也才能卖出价钱。当时媒体报道，所在地区不同，初选票从1—10元不等，复选票少则最高可至数百元。广东的一个富商为能过过议员的瘾，公开给出价码，凡肯投他一票，就能获得一身值60元的燕尾服。

　　在竞选中还发生了一件疑案，一个名叫吴宝璜的人向法院控告民主党的汤化龙诈骗，说汤在选前说好，如果投票给他，就酬谢300元，结果只得20元。有人说这是国民党设计诬陷汤化龙，希望能去此一大敌。

　　由于是首次操办如此大型选举，在投票流程上往往监督不足。一个选民反复投票，或者一人私藏多张选票放进投票箱，都是常见的舞弊。此外，从革命党演化来的国民党频繁在各地用暴力手段干涉选举。直隶沧州的一个选区复选投票，国民党人为强迫两个民主党人投票给他们，就蚕蛹软禁的手段，以做威胁。

　　国会选举中固然出现了种种问题，但还是顺利选出了参、众两院的议员。国民党大获全胜，在众议院得269议席，在参议院得123席，两院议员人数比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还多得多。

　　如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民初第一届议会少了中国最具实力的北洋派的身影，这说明袁世凯虽然在推动国会选举，但并没有真正地把它放在眼中。当时的各党也只是空有政党的名头，却不能代表某一社会群体的利益，所谓选举仅仅是各派知识分子间的竞争。天真的知识分子以为，凭空移植来一套先进的制度，宪政就能从天而降。

　　离总理只差一步

　　在国会选举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的时候，国民党的实际领袖宋教仁忙里偷闲地返回了阔别八年之久的故乡桃源，见到了母亲、妻子和孩子。在此前后，袁世送来一张空头支票，想以此收买宋教仁，但被宋严词拒绝了。

　　宋教仁在家中休息了两个月后，于1912年12月27日起顺江而下，又开始四处发表演讲，抨击袁世凯政府。他在国民党湖北支部讲话时明确说：“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此时我们要致力于选举运动。”宋教仁同时也知道，袁世凯看到这种情况，会“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

　　然而对于朋友们的所有提醒，宋教仁都没有放在心上。在长沙，有人给宋教仁示警。在武汉，闻知会党已同政府密切往来的谭人凤，在让他戒备之余，还劝老友暂时不要去争总理的职务：“责任内阁实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宋教仁不以为然地回答了六个字：“杯弓蛇影之事。”

　　到了上海，于右任、陈其美与宋教仁聚会。陈其美道：“钝初，你不要快活，仔细他们用暗杀的手段来对付你。”宋教仁听后笑着说：“只有我们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

　　1913年3月，国会选举落幕，袁世凯在3月19日发布命令，宣示第一届国会将于4月8日开幕。宋教仁在上海准备整装北上前，与《民立报》社记者徐血儿聊天，徐血儿说：“先生此行，责任甚重，顾宵小多欲不利于先生，恐前途有不测之险危，愿先生慎重防卫。宋教仁回答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全力赴之。”谁知话音落处，即是枪声。

　　(参考资料：陈旭麓编《宋教仁集》、徐血儿编《宋渔父》、谢彬《民国政党史》、《孙中山年谱》、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迟云飞《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朱宗震《真假共和》、张永《民国初年的进步党与议会政党政治》、刘景泉《北京民国政府议会政治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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