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晋楚城濮之战,为何是古代的典型战例之一?
小编为您收集和整理了春秋时期的晋楚城濮之战,为何是古代的典型战例之一?的相关内容:俗话说“先下手为强,后动手遭殃”。在军事上,“先发制人”也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早在《左传》中便有“先人有夺人之心”的提法,后人也多强调“兵贵先”、“宁我薄人,无人薄我”,意思都是主张争取作战中的先机之利
俗话说“先下手为强,后动手遭殃”。在军事上,“先发制人”也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早在《左传》中便有“先人有夺人之心”的提法,后人也多强调“兵贵先”、“宁我薄人,无人薄我”,意思都是主张争取作战中的先机之利。可是,事情并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后发制人”也是军事斗争的重要手段,它与“先发制人”之间存在着辩证的统一。其实质便是积极防御,即以防御为手段,以反攻为目的的攻势防御,它常常成为较弱一方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春秋时期的晋楚城濮之战,就是历史上这方面的典型战例之一。下面途说历史网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城濮之战发生于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它是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进行的第一次战略决战。在这场战争中,楚军在实力上占有优势,但是由于晋军善于“伐谋”、“伐交”,并在战役指导上采取了正确的扬长避短、后发制人的方针,从而最终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楚军,“取威定霸”,雄踞中原。
春秋时期,大国争霸,最先崛起的是东方的齐国。齐桓公死后,齐国内乱不已,霸业遂告中衰。这时,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楚国乘机向黄河流域扩展势力,并在泓水之战中挫败宋襄公图霸的企图,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到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控制了郑、蔡、卫、宋、鲁等众多中小国家。正当楚国势力急剧向北发展的时候,在今山西、河南北部、河北西南一带的秦朝' target='_blank'>晋国也兴盛了起来。公元636年,长期流亡在外的晋公子重耳历尽艰辛,终于回国即位,是为晋文公。他执政后,对内修明政治,任贤使能,发展经济,崇俭省用,整军经武;对外高举“尊王”旗帜,争取与国,从而逐步具备了争夺中原霸权的强大实力。
晋国的壮大崛起,引起了楚国的严重不安。两国之间的矛盾因此日趋尖锐。而围绕对宋国的控制权,终于导致了这一冲突的全面激化。
公元前634年,鲁国因和曹、卫两国结盟,几度遭到齐国的进攻,便向楚国请求援助。而泓水之战后被迫屈服于楚的宋国,这时看到晋文公即位后晋国实力日增,也就转而依附晋国。楚国为了维持自己在中原的优势地位,便出兵攻打齐、宋,并想借此来扼制晋国势力的东进和南下。而晋国也不甘心长期局促于黄河以北一带,于是便利用这一机会,以救宋为名,出兵中原。
公元前633年冬,楚成王率领楚、郑、陈、蔡多国联军进攻宋国,围困宋都商丘。宋成公于危急中派大司马公孙固到晋国求救。晋国大夫先轸认为这正是“报施救患,取威定霸”的良机,力主晋文公出兵。但是,当时晋、宋之间隔着曹、卫两国,劳师远征,有侧背遇敌的危险;况且楚军实力强大,正面交锋也无必胜把握。正当晋文公为此踌躇犹豫之际,狐偃进而向晋文公提出建议:先攻打曹、卫两国,调动楚军北上,以解救宋国,这样就坚定了晋文公出兵的决心。战略方针确定后,晋国君臣随即进行了战前准备,将原来的两个军扩编为上中下三个军,并任命了一批比较优秀的贵族官吏出任各军的将领。准备就绪后,晋文公遂于公元前632年1月统率大军渡过黄河,进攻卫国,很快占领了整个卫地。接着,晋军又向曹国发起了攻击,三月间,攻克了曹国都城陶丘(今山东定陶),俘虏了曹国国君曹共公。
晋军攻打曹、卫两国,原来的意图是想引诱楚军北上,然而楚军却不为所动,依然全力围攻宋都商丘。于是宋国又派门尹般向晋告急求援。这就使得晋文公感到进退为难:如不出兵驰援,则宋国力不能支,一定会降楚绝晋,损害自己称霸中原的计划;但若出兵驰援,则原定诱使楚军于曹、卫之地决战的战略意图便将落空,且己方兵力有限,在远离本土情况下与楚军交战恐难以取胜。为此,晋文公再度召集大臣进行商议。先轸仔细分析了形势,建议让宋国表面上同晋国疏远,然后由宋国出面,送一份厚礼给齐、秦两国,由他们去请求楚军撤兵。同时晋国把曹、卫的一部分土地赠送给宋国,以坚定宋国抗楚的决心。楚国同曹、卫本来是结盟的,如今看到曹、卫的土地为宋所占,必定会拒绝齐、秦的劝解。齐、秦既接受了宋国的厚礼,这时便会抱怨楚国不听劝解,从而同晋国站在一起,出兵与楚国作战。晋文公对此计颇为赞赏,马上一一施行。楚成王果然拒绝了齐、秦的调停,而齐、秦见楚国不给自己面子,也大为恼怒,便出兵助晋。齐、秦都是当时的大国,他们放弃中立立场,使得晋、楚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楚成王看到晋、齐、秦三大国结成联盟,形势明显不利于己。就主动把楚军撤退到楚国的申地(今河南南阳),并命令戍守谷邑的大夫申叔迅速撤离齐国,要求令尹子玉将楚军主力撤出宋国,避免与晋军冲突。他告诫子玉,晋文公非等闲人物,不可小觑,凡事要量力而行,适可而止,知难而退。但是子玉却骄傲自负,根本听不进楚成王的劝告,仍坚决要求楚成王允许他与晋军决战,以消弥有关他指挥无能的流言,并请求楚成王增调兵力。楚成王优柔寡断,同意了子玉的决战请求,希冀他侥幸取胜;但是又不肯给子玉增拔充足的决战兵力,只派了西广、东宫和若敖之六卒等少量兵力前往增援。
子玉得到了楚成王增派的这部分援兵后,更加坚定了他同晋军作战的决心。为了寻找决战的借口,他派遣使者宛春故意向晋军提出了一个“休战”的条件:晋军撤出曹、卫,让曹、卫复国,楚军则解除对宋都的围困,撤离宋国。子玉这一招不怀好意,实际上是要让晋国放弃争霸中原、号令诸侯的努力。但晋文公棋高一着,采纳了先轸更为高明的对策:一方面将计就计,以曹、卫同楚国绝交为前提条件,私下答应让曹、卫复国。另外扣留了楚国的使者宛春,以激怒子玉来寻战。子玉眼见使者被扣,曹、卫叛己附晋,果然恼羞成怒,倚仗楚、陈、蔡联军兵力的优势,气势汹汹地扑向晋军,寻求战略决战。晋文公见楚军向曹都陶丘逼近,为了避开楚军的锋芒,选择有利的决战时机,诱敌深入,后发制人,遂下令部队主动“退避三舍”,撤到预定的战场——城濮(今河南濮城)一带。
晋军的“退避三舍”,实际上是晋文公谋略胜敌的重要一着妙棋,它在政治上争得了主动——“君退臣犯,曲在彼矣”,赢得了舆论上的同情。在军事上造就了优势——便于同齐、秦等盟国军队会合,集中兵力;激发晋军将士力战的情绪;先据战地,以逸待劳等等。从而为晋军后发制人,夺取决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晋军的主动后撤,楚军中不少人都感到事有蹊跷,主张持重待机,停止追击。然而刚愎自用的子玉却认为这正是聚歼晋军,夺回曹、卫的大好时机,挥兵跟踪追至城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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