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中国历史上的疯狂裁员：唐太宗时期裁员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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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贞观元年(627年)，刚刚当上皇帝的李世民就着手裁员，他对房玄龄说：“朕近日读书，多见古人遗训，谓官在得人，不在员多……若得其善者，虽少亦中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然后表示，朝廷机构臃肿，人员编制太多，让房玄龄、杜如晦负责“裁员”，并要房、杜贯彻“任人唯贤”的原则。

　　淘汰冗官向来就是一件得罪人的事，房玄龄、杜如晦在执行“裁员”任务的过程中也遇到了阻力。最大的阻力就来自李世民的旧部———原来秦王府中的人。这些人早就追随李世民，如今，李世民当上了皇帝，他们本指望着得到高官厚禄，现在可好，反倒被裁，他们岂能没有怨言?

　　无奈之下，房玄龄找到李世民，请李世民最终定夺。李世民坚决支持裁员工作，他说：“人君当以天下为公，而不能为己之私产。古者治国，皆明此理。如今朕与卿等衣食皆出于百姓，怎能不为百姓着想?……若徇私情，不问才学，岂是至公之道?”有了皇帝撑腰，房玄龄、杜如晦的胆子就壮了，他们开始大刀阔斧地精简机构、裁撤冗员。

　　最后，房玄龄、杜如晦将京官由原来的2000多名裁减为643人。同时，针对因州县设置剧增而造成的百姓少、官吏多的状况，对地方行政机构也“大加并省(裁减)”，裁并了许多州县，把全国划分为 10 道，共设 300 余州，1500余县。此次精简机构、裁撤冗员是历史上非常成功的一次行政改革，为后来的贞观之治奠定了良好的行政基础。

　　与唐朝中央官员的精干相比，宋朝的官僚机构臃肿，冗员颇多，所以，宋朝尽管商业比较发达，但财政压力一直很重。而且，臃肿的官僚机构和大量的冗官必然导致官员之间相互扯皮、内耗严重、效率低下，行政腐败和派系纷争也由此而生。还是以数字来说明，唐太宗时，中央官员仅有643人，可到了宋仁宗时期，中央官员就超过了1.7 万人。有宋一朝，偏安一隅，军事上受外敌侵扰，国事难以振作，这与机构臃肿、冗员过多关系极大。可见，该裁员之时不裁员是不对的。

　　但是，若不认真分析情况，遇到财政困难就裁员，以为裁员是“脱贫”的不二法门，那就大错特错了。

　　明朝的历史又可提供这方面的佐证。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封自己的 9 个儿子为亲王(太子除外)，亲王有自己的藩国，到一定的年龄就要到封地“就国”。他们不担任任何职务，也不从事任何文武活动，却要每年从国家那里接受一万石的俸禄。亲王有王府，王府里有大量的服务人员，这些人员也需要国家供养。

　　朱元璋的这套制度为明朝的历代皇帝所沿袭，除继承皇位外，皇帝的儿子自然成为亲王，亲王的爵位还可继承，于是亲王越来越多，到最后，明朝竟设了60 多个亲王的头衔。亲王之外，其他的皇亲(公主、郡王等)也越来越多，明朝给官员的俸禄很少，但是对皇亲却慷慨大方。只要是皇亲，不论男女，都可终生从国库领取丰厚的俸禄。这样，皇亲的人数越来越多，皇亲的俸禄也就成了国家的一个沉重的财政负担。

　　有学者估算，在明朝的最后几年，国家俸禄册里列出的皇亲有10 万人之多，而同时期的中央官员(京官)是1.5万人。1562年，全国各地上交国家的田赋共有400万石，可朝廷支付各地亲王及皇亲的俸禄则为800 万石，用现在的话说，皇亲们一年的消耗竟然等于两年的全国农业税!粗略估算，国家财富的30% —40%都被皇亲所耗费。

　　到了明朝晚期，财政出现了困难，朝廷开始裁员以摆脱危机，但有趣的是，裁员的对象不是消耗了国家巨大财富的皇亲，而是最基层的工作人员——驿站小吏。朝廷打着节约的名义裁撤驿站。在汉、唐之时，驿站之间的距离多为30 里，明朝裁撤之后，驿站数量减少，驿站之间的距离改为60 里，后来，驿站越撤越少，驿站之间的距离也就越来越大，有的甚至到了 200 里以上。裁撤驿站确实节约了朝廷的财政开支，据测算，崇祯朝裁撤了三分之一的驿站之后，节省国库开支10 万两白银。

　　但是，裁撤驿站之后，驿站的服务质量严重缩水，很多官员也因忍受不了长距离的跋涉而放弃了必要的巡视检查工作，导致了惰政的进一步滋长。同时，被裁的大批驿站小吏成为失业人员，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了官路上的劫匪，严重地危害着社会稳定。

　　更关键的是，就在崇祯皇帝的一次大规模裁撤驿站的行动中，驿站小吏李自成被迫下岗。后来，对朝廷充满仇恨的李自成揭竿而起，领导了农民起义，给原本孱弱的明朝以致命一击。当李自成率领大军攻占北京之际，当初以裁员成功而得意的崇祯皇帝就只得上吊自尽了。

　　纵观历史上的裁员经验，我们可以看出，裁员本身并无好坏，但裁员的方向却事关成败。唐太宗李世民裁员，先拿自己秦王府的旧部开刀，刀口向上，“裁员不避亲”，最后，不仅裁员成功了，而且裁员还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反观明朝的裁员，刀口向下，“只裁小吏不裁皇亲”，名为财政改革，实为转移社会矛盾。结果，社会矛盾不仅没被解决，反而被激化了。对比之下，二者真是判若云泥。

　　一句话，裁员之事要思量，像宋朝那样，任由冗员过多和机构臃肿不管，该出手时不出手不行;像明朝那样，该对皇亲下手却非要对底层小吏动刀，裁员的方向不对也不行。只有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不但问题看得准，而且方向也选得对，这样，“该出手时就出手”，裁员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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