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预警机之父"王小谟:科研人生从组装收音机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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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一辈子，已经经历了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此时回头看，人生在世，无非是明白一些道理。比如，人吃过真正的苦后，才懂得什么是甜;比如，遇到挫折时，要坚持坚持再坚持;比如，能一辈子做自己喜欢的事，并把这件事和为国家作贡献相连，就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王小谟，我国著名雷达专家、现代预警机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被誉为“中国预警机之父”。

　　20世纪70年代他主持设计的“JY-8”雷达成为我国第一部自动化三坐标雷达，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世纪80年代，他设计我国第一部高低空兼顾的“JY-9”雷达，具有较强的抗干扰和低空探测性能，在国内外军事演习和综合评分中名列前茅，荣获199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世纪90年代，他主持研制了我国第一代机载预警系统。新世纪开始，他任出口型预警机总师，预警机总顾问，为我国预警机实现从国外引进到出口，进入国际先进水平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言传身教、甘为人梯，先后为我国培养出18位预警机系统或雷达系统总设计师。

　　2013年王小谟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我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研制雷达，然后负责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应用到预警机上，把设计变为现实。”“我只是一位普通人。国家给我这个奖，是对整个科研团队的肯定，我代表他们领奖。”

　　这些话，是这位皓首苍颜的老人，我国著名雷达专家王小谟院士的肺腑之言。当被记者问到您认为做人什么最重要时，王小谟脱口而出：不说假话。对此他坚守了一辈子。

　　科研人生从组装收音机开始

　　王小谟的父亲曾是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参谋。当年，冯玉祥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父亲携家眷从上海赶去北京投奔，不料冯玉祥中途蒙难于轮船火海。王小谟一家没了依靠，便在北京西城区的一个大杂院租房住下。那时王小谟12岁。

　　京剧是当时的“流行音乐”。高中时，王小谟成了学校京剧团的骨干。没钱进戏院，王小谟就从收音机里听，电波里流出来的“咿～呀～呀”的节韵也能让他废寝忘食。他想有台自己的收音机，但“家里根本负担不起”。好在宣武门附近有小市场，出售日本人留下来的旧货。王小谟积攒了几个月的早点钱，买了一个矿石、一根铜丝、一个耳机、一根铁丝当天线，回家一番鼓捣，组装起来的东西竟能发声。当梅兰芳的京剧从耳机里流出，他兴奋得一宿没睡，对无线电波的好感顿生。从此，组装收音机成了王小谟的一门“手艺”，也培养了他“自己动手”的习惯。

　　1956年，即将高中毕业的王小谟面临考大学。“当年考清华没有十足的把握，北方昆曲院相中了我，但家里反对。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挑上了我，我对无线电也有兴趣，就听从父母的安排，读了无线电系。”大学里王小谟的成绩在班上算中等。“我属于没好好上晚自习的。”王小谟说，“学校的京剧团、模特队，我都是活跃分子。大二时，因为相位没有讲清楚，我物理口试才得了2分，用现在的话讲，‘挂科了’。但《无线电原理》等一些专业课成绩还是拔尖的。毕业设计时，我首次应用最佳相速方法设计雷达八木天线，获得优秀毕业设计的成绩。”

　　“我这一辈子，已经经历了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此时回头看，人生在世，无非是明白一些道理。比如，人吃过真正的苦后，才懂得什么是甜;比如，遇到挫折时，要坚持坚持再坚持;比如，能一辈子做自己喜欢的事，并把这件事和为国家作贡献相连，就是一种莫大的幸福”王小谟。

　　因祸得福掌握了计算机技术

　　大学毕业后，王小谟被分配到南京第14研究所。

　　14所从上世纪50年代末期，就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开始三坐标雷达的研制。1960年，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苏联撤走了援助专家。1961年，研究室主任薛国伟找到刚到14所报到的王小谟：“你负责做三坐标雷达吧。”“跟谁一起做?”王小谟问。“就你一个人先做吧。”薛国伟说。然后，他就把厚厚的一沓资料放在了王小谟桌上。那沓资料，是苏联专家留下的手稿，也是当时所里仅有的资料。读完了那些资料后，王小谟又从各种渠道搜集国外资料。然而，资料都是英文的，对一直学俄语的王小谟来说，必须在短时间内掌握英语。他每天早晨起来就念单词，找雷达方面的经典文章，边看边查字典，花了一年时间，既把文章读通，又把英语学起来了。

　　正当他如饥似渴地钻研雷达技术时，1965年，他被派到苏北溧阳的农村“搞四清”。直到半年后，才从溧阳回到14所，这时，所里正在“闹革命”。一些留过学的科学家被扣上各种帽子打倒了。王小谟还算幸运，被“打入”机房管计算机。这对王小谟来说，可谓是因祸得福，方便了他熟悉计算机，有时，他甚至用计算机下下棋、唱唱歌。后来他说：“我感谢这段时间，因为在这里，我切实掌握了计算机，为后来把计算机技术应用到三坐标雷达上打下了坚实基础。”

　　1969年，王小谟接到了一个新的调令：到三线去。当时“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口号响彻天南地北。一大批国家重要的钢铁、常规兵器、航空、航天、能源、电子、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基地向三线战略转移。

　　跟王小谟一起从14所去贵州的有八九百人，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研究所——电子工业部第38研究所(今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38研究所)。

　　1986年，王小谟担任38所所长。此时的38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暴露了很多问题，253名技术人才“南飞”。地处边远山区，每年分配来的大学生不仅数量少，而且报到率低。怎么办，对此，王小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工资和住房采取按贡献分配。对技术尖子给予浮动两级工资的重奖;对长期不干工作的人先是黄牌警告，如不改正就请出所。经过改革，人的积极性被调动，科研成果如雨后春笋，38所逐步走向国内一流水平。

　　终于研制出自己的预警机

　　上世纪90年代，我国与外方合作共同开发发展型预警机，王小谟担任中方总设计师。在合作期间，王小谟高瞻远瞩，意识到必须自力更生，部署安排了国内同步研制。在外方单方面赔款中止合同时，王小谟向装备研制主管部门和中央提出“立足自主、研制国产预警机”的建议，得到支持。

　　王小谟这么有信心，源于中国电科深厚的军工电子技术积淀和对国防事业的使命与责任。在预警机研制过程中，从中国电科集团总部到各个研究所，都将预警机项目作为“天字号”工程，以签订军令状的方式，将任务层层分解。信心，还源于王小谟已储备了一批年富力强的技术人才。“对年轻人有信心，敢于给他们重任再推一把”，这就是王小谟培养人才的绝招。比如吴曼青，我国最年轻的院士之一，他主导研制的数字阵列雷达获得成功，现已成为我国预警机采用的主要雷达。

　　西北大戈壁上的试飞现场，夏日骄阳似火，把漫天黄沙烤得热气腾腾。预警机封闭的机舱内，温度达到了40多摄氏度，在里面工作就像是在“蒸桑拿”;冬天滴水成冰，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即使裹着羊皮大衣也瑟瑟发抖，每次下机后耳朵都不停地轰鸣，两三个小时听不清声音，而且预警机试飞会有生命危险。年近七旬的王小谟，经常带着技术人员苦干，一上机就是4个多小时，晚上经常加班到凌晨，一工作就是两个多月。

　　2009年10月1日，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由王小谟主导研制的空警2000预警机作为领航机型，引领庞大机群，米秒不差飞过天安门广场!2010年，这一预警机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回望人生无憾事

　　2010年10月22日，贵州都匀大坪镇，王小谟又回到了这里。看着颓败的厂房和依然苍翠的青山，他眼中含泪——他对这里，爱得深沉。这里，有他近二十年事业奋斗的日日夜夜，有他和妻子张湘云种菜养鸡的相守，有他一家人小半年吃一大块板肉的欢声笑语……这些，都是他生命中难以忘怀的记忆。“我这辈子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做了自己想做的事，去了自己想去的地方，国家也给了我足够多的荣誉，我该知足了。”

　　知足，让这位老人笑对晚年。即便因患早期淋巴癌躺在病床上输液时，他依然关心我国的预警机事业，把设计师们请来面对面探讨交流。病情稍有好转，他就赶赴热火朝天的试验现场。生活中，京剧和胡琴依然是良伴，《苏三起解》、《杨门女将》……他把京腔京韵唱得悠扬婉转，把胡琴拉得如泣如诉。戏里琴外，寄托着对那些为我国雷达和预警机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战友、同事的怀念，他让自己一辈子都是一个真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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