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元亡横看现状躬览庶政唯此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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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政治文明发展到唐宋时代应该说已臻于完全成熟状态，而元以后尤其明清时期则属于过分成熟或曰烂熟阶段。这就好比植物过分成熟或烂熟都属于不正常。洪武皇帝在承继政治遗产的基础上竭力推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由此传统中国进入了君主极权主义强化的非理性时代。这对以后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洪武三年（1370）十二月戊午日（应为农历腊月初三），这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子，虽说数九腊月里的南京城天寒地冻，勉强温饱的首都人民大多都猫在了家里不愿出门。而就在这城的东南方紫禁城里，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却与往常一样，天不亮就起了床，在马皇后的精心安排下，吃着凤阳口味的早餐，然后进入一天的常规工作流程：临朝、听政、朝议、批阅奏章……批着批着，朱皇帝心里一惊：刑部有个“熟悉”的奏章，请求处死154名松江“反贼”钱鹤皋余党。钱鹤皋这个名字太熟悉了，不，对于朱皇帝来说应该有咬牙切齿的恨。

那是三年前，也就是大明开国前夕的吴元年（1367）四月，大将军率领的明军地横扫苏松大地，张士诚东吴政权行将垮台。东吴松江知府王立中眼见大势已去，赶紧归附徐达。徐达命令被占领的江南诸府“验民田，征砖城”。用今天话来，就是根据各家各户田地的多少出人力修筑本地府治的城墙。“富者多出，贫者少出甚至不出”是朱元璋政权一向的徭役政策，松江尽管新近归附，但富民钱鹤皋等老早就已经听说了，不过以前仅仅听说，如今真落到了自己的头上了，钱大款有点受不了了。钱大款受不了，他的富人圈里的“哥儿们”也深表同感，几个人凑在一起合计合计，钱大款钱鹤皋就说了：“我们这些人要去修筑城墙，怎么也完成不了上面指派的任务，完成不了任务就要被处死。你们没听说南京城里那个长得‘鞋拔子脸’的凶吗？所以说为今之计，倒不如我们起来反了，反倒是能求得一条生路，弄不好还能跟‘鞋拔子脸’一样弄个无限的荣华富贵！”众人一听，这主意好是好，但就松江我们几个人怎么搞啊？最后大家商议决定，联合张士诚故元帅府副使韩复春、施仁济等。这下子可好了，一刹那间就聚集了30 000多人，浩浩荡荡杀奔松江府治去，并在那里建立起了临时政权，钱鹤皋自称“行省左丞”，在竖起的义旗上写上一个大大的“元”字，来不及找玉石就将就着找了块砖头，刻了些字，当作政权的印章。他随即封姚大章为统兵元帅，张思廉为参谋，施仁济、谷子盛为枢密院判，并派上自己的儿子钱遵义率领数千人走水路直趋苏州，想以张士诚作为自己的后援。

此时徐达重兵还在江南，听到松江发生叛乱的消息后，他马上派遣手下骁骑卫指挥葛俊率军前往平乱。大致在连湖荡，葛俊遭遇了手拿镰刀、锄头、扁担一类农具作为武器的钱遵义草莽队伍，一举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并继续前进，直取叛乱据点松江。松江叛军本是乌合之众，哪是明军对手，三下五除二就给打败了，头目钱鹤皋也被捕杀。只有张士诚故元帅府副使施仁济率领5 000多人成功突围出去，前往浙江嘉兴府，攻打当地已被明军控制的军械库，引发了当地很大的震动。海宁卫指挥孙虎会合守御指挥张山和知府吕用明，一起布兵设卡，阻击施仁济，最终击败了乱军残余，擒获了施仁济等。至此，松江之乱才算最终平定。

叛乱平定后，明骁骑卫指挥葛俊曾想对松江府治华亭进行屠城，但为原华亭知县冯荣所劝，遂罢。不过自此以后在松江及其周围地区清查与擒拿“反贼”钱鹤皋同党的搜捕行动却一直在进行着，当时一下就查得了钱鹤皋同党“数十百人”。这本来是大明帝国开国前夕的事情，但为了能“除恶务尽”，松江地方性政治清查工作持续了好多年，直到大明开国三年后才最终结束，共计查得钱鹤皋同党154人。按照当时大明法律规定，首倡或附议谋反者不仅“犯罪者”本人论死，就是他们的家人也要被处置。根据当时的法律程序，刑部官员将该案件上呈于朱元璋，请求大明天子予以最终的裁定。

此时的朱元璋心情很好，开国已经三年了，明军南征北讨，捷报频传。洪武元年前后汤和攻克延平，活捉陈友定，随即又率水师南下，攻下广东，俘获元朝守将何真；杨一路进军也不赖，下宝庆、全州、靖江，震惊广西；而几乎与此同时，徐达率领的北伐军更是一路凯歌，先下益都、汴梁，后攻占大都及其周围地区，犹如尖刀一般插入了元帝国的心脏。为了彻底摧垮北元残余势力，洪武二年，大明组织了第一次“清沙漠”行动。在明军强大的军事打击下，元宗王庆生、平章鼎住等高官及将士10 000多人投降，关中老牌军阀脱列伯被俘，孔兴被杀；就连昔日的大元君主元顺帝也被明军追打如丧家之狗，连个喘息的机会也没有，连滚带爬地逃亡到了蒙古人老根据地应昌。洪武三年朱元璋又组织了第二次声势浩大的“清沙漠”行动，打败了残元扩廓帖木儿的西路军，俘获了北元郯王、文济王及国公阎思孝、平章韩扎儿等1 865高官显贵以及近14万人的将校士卒。最令人兴奋的是，元顺帝嫡孙买的里八剌和元宫后妃都当了大明军的俘虏。

捷报频传，朱元璋乐得合不拢嘴。不过草根出身的大明天子脑子一直很清楚，眼前的胜利并不能代表永久的胜利。正所谓：“安不忘危，天下宁有不致太平者哉！此后王所当法也。”朱元璋十分喜欢诗人李山甫的《上元怀古诗》：“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总是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尧行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可自由。试问繁华何处有，雨苔烟草石城秋。”于此可见朱元璋心态之一斑。

为了不使自己的江山社稷重蹈南朝之覆辙，除了自身与后代子孙注意不能腐化外，还不能像那样一味任刑重罚，而应该多学学尧舜仁君那般德义天下。这样的道理，朱元璋几乎每年、每月甚至每天都曾想过，尤其在这洪武三年捷报频传和除旧布新的大喜日子里。洪武帝想到这些，眼前顿时一亮，刑部呈上来的松江钱鹤皋余党案不能再拖了，已经查了四年，该了结的已经了结了，该杀的“元恶大凶”都已杀得差不多了，眼前呈上来的154名钱鹤皋“余党”，估计也只是小鱼小虾，再杀他们，怎么能宣扬我朱元璋有着尧舜一般的“仁德”之心呢？算了，宽大为怀吧。想到这里，他拿起笔，刷刷地在奏章上批上：“贼首既诛，此胁从者，俱贷其死，谪戍兰州。”

这事很快就过去了，一转眼就是洪武三年十二月的十五日。尽管平民百姓都忙着准备过年了，可身为“天生圣人”的大明天子朱元璋却根本不用操那小民才操的心，他还是按部就班地重复他每日的工作。这一天上朝按理说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例行公务，俗套一番。退朝后，洪武帝来到西阁，开始阅读臣下的奏章，读着读着，有个叫严礼的书生写的奏章引起了朱皇帝的特别注意，他看了好一阵子，又想了一下，然后转过头去问身后的侍臣：“你们几个都是‘知古今达事变’之人，今天各人给我讲讲看元朝最初为什么能得天下，而最后为什么会失天下？”有侍臣说：“元朝得天下是因为当初他们的大元开国皇帝元世祖十分贤明，所用的大臣都是些忠臣；而元朝失天下主要是因为元顺帝昏暗，所用的大臣都是阿谀奉承的奸佞之臣。”也有侍臣说：“元朝得天下是因为当初他们的大元开国皇帝元世祖十分节俭，而元朝失天下主要是因为末代之君元顺帝奢侈腐化……”朱元璋一一听着，最后忍不住发话了：“你们所说的都有点道理，但都没有说到要害上去。元朝之所以能得天下，固然有元世祖的雄武，而元朝最终亡国关键还在于元末君主‘委任权臣，上下蒙蔽’啊！现在这个叫严礼的书生上奏章给朕，说什么我大明‘不得隔越中书奏事’，就是说凡有国事都要由中书省来过问处理，这正是元朝国政最大的弊端啊！‘人君不能躬览庶政’，大臣才得以专权胡为，最终弄得天怒人怨。现在我大明帝国才刚刚建立，正是各式各样的民间下情需要上达朕这里的时候，你们说怎么能叫朕去学元朝人的那种做法呢？”

这是史料记载中第一次出现朱元璋对沿用元朝中书省等结构体制的不满，我们将上述朱皇帝的表述作个浓缩：为了使帝国江山能够长治久安，大明君主就必须躬览庶政。

心理学研究表明：遭受巨大人生挫折和心理创伤的人在日后遇到极大刺激以后，有意或无意地勾起对昔日的回忆，进而导致他思维与行为的偏执。

朱元璋，一个曾经的山野草莽最终成为大明帝国的天子，一个濒临于生与死边缘的游方僧人经过无数的血与火的洗礼终于登上九五之尊的宝座；当他拥有大一统帝国巅峰的权力时，童年、青少年时代的心理潜影、昔日的某种理想，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在他所制定的治国国策当中。

我是谁？我怎么过来的？怎么坐上大明帝国第一把交椅的？洪武中晚期的朱元璋心态似乎已经变形，不过早期的他还算正常，且还有几分诚实的可爱。

大明开国前的1366年四月，离家可能有10余年的朱元璋忙里抽空回了一次濠州（即后来的凤阳）老家。家乡人听到庄上走出去的大贵人回来了，都争相前来奉承奉承，有个叫经济的老者就带了全庄的男女老少早早地等候。见到乡亲们这么热心，昔日无人理睬、濒临于生死一线间的朱元璋顿时眼中布满了泪水，与经济等父老唠叨个没完没了，而后下令设宴招待家乡父老。席间朱元璋跟经济说：“我与你们已经好久好久没见面了，今天回到家乡，看到村庄上还是破破烂烂，我的心里好不难受。这都是那该死的战争作的孽啊！”经济说：“濠州饱受战争之苦，我等乡人一直也没能安安静静地生活一段时间。现在全仗主上您的威德，总算有了片安宁，也劳烦主上您操心了！”朱元璋说：“濠州，我的故乡，我的父母坟茔就在这里啊，我怎么能忘啊！”越说越激动，濠州的乡亲们看到朱大贵人这般亲切，心里像喝了蜜一般甜。而朱元璋更没忘特别关照家乡父老：“教导子弟为善，立身孝悌，勤俭养生……喔，对了，乡人下地干活不要走得太远，我们周围的淮河流域还有许多割据势力，若不注意的话，弄不好要被他们掠去了，那就麻烦了……”沐浴着红巾军中升起的“红太阳”这般温暖，经济等父老乡亲的心也醉了。

阔别重逢，衣锦还乡，昔日自卑的朱元璋此时心理有了极大的满足，但并没有无休止地膨胀。因为他还没有扫平群雄，尚未可知，更有在家乡人面前，自己是什么，几斤几两，还是十分清楚的。四天后，在拜谒父母坟茔回来的路上，朱元璋跟随身博士许存仁等人这般说道：“当年我在乡下没投军时，就经常自己问自己将来能做什么？说实在，当时只能说：‘终身田野间一农民耳！’后来遇上战争，投入军伍，也只不过是为了保全自己、糊口饭吃吃，没想到后来做大做强了，也不意今日成此大业……”

行将开国的朱元璋在看望家乡父老时感慨万分，在拜谒父母坟茔后又真实地感触了一回自己的过去，随即就说了一段大实话：我没走出家乡时就是一颗小小草，我也想过自己的未来，不过就是‘终身田野间一农民耳’，‘不意今日成此大业！’如果再追问下去，那今天的大业怎么来的？不就通过在死人堆里爬啊、打啊、杀啊！靠谁去打啊、杀啊？就朱重八、朱元璋一个人？显然不可能！靠的是无数条鲜活的生命去换来的。既然换来了这实在难得的大明江山，那就得好好地守住，就好比穷苦人家富起来了死命也得要保护好无缝方管 舜冶金属自己的财富一般，因为它得来太不容易了。

朱元璋这样“忆苦思甜”在史籍中有着很多的记载。忆苦是回忆过去的艰辛困苦，思甜就是要看看今天的幸福怎么来的。不说也罢，说起来、想起来就要一身冷汗。远的不提，就说洪武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处理的那起钱鹤皋余党案件中的首逆钱鹤皋，虽说是个倒霉蛋，但他若是成功了，能有我朱元璋的今天吗？再看眼下虽然是太平了，但能保障没有第二个钱鹤皋吗？要是有了，就像咱当年红巾军起来时，君主被中书省、行中书省的丞相等臣下给蒙蔽了，一发不可收，我这个君主将如何是好？因此说，为了保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江山社稷，就得以前人为鉴。既然元朝人最终亡在君主不能躬览庶政上，既然人臣会欺君胡为，那我就得十分甚至百分认真地注意着，且得好好有所为。从那一刻起，朱元璋就开始酝酿对明初沿用的元朝政制实施大改革。

改革从何入手？就从中书省开刀？明初以丞相李善长为首的中书省大臣是朱元璋立纲陈纪或曰立法建制的左膀右臂，这是不能乱动或者说眼下还不能动的。朱元璋是个心思极度缜密的人，自己的这份“家业”从何而来？不就是当年借寄在郭子兴的帐下，由小兵一步步干起的。后来老丈人死了，不仅他老人家的队伍全被我朱元璋收了，就连他的宝贝女儿也做俺的“压寨小夫人”。再说大一点，自己当年攻占金陵，“以元御史台为公府，置江南行中书省”；也不就打了韩宋政权的旗号，使用龙凤纪年，再以韩南行中书省的丞相名义发号施令，做大做强，“然事皆不禀其节制”，即自己做事几乎从不上报给小明王批准。要是当初小明王政权不是模仿元朝政制，建立什么中书省与行中书省等制度，我朱元璋能那么顺利地发展壮大？就此而言，早在大明开国前后洪武皇帝就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洪武二年二月在大明北伐军攻占大都、收集元帝十三朝《实录》和大量经世大典的基础上，朱元璋决定组织人马，编撰一部《元史》。当即诏令中书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为监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为总裁，并从各地征集了大批的文人学士在南京天界寺开局编书，当时洪武皇帝还发表了一番“宏论”：“自古以来每朝每代，建章立制，都行事于当时，而是非功过却昭示于后世，所以说‘一代之兴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载之’。元朝统治了我们将近百年，起初他们的君臣还算得上朴实、厚道，政事也比较简略，实行与民休息政策，故而元初之时曾被人称为‘小康’之世。但到了后世子孙那儿就不对劲了，‘昧于先王之道，酣溺胡虏之俗，制度疏阔，礼乐无闻，至其季世，嗣君荒淫，权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颠危’。”

元朝灭亡的原因很多，究而言之，有君主的昏荒，有机制崩溃的问题，更有权臣利用制度漏洞专横跋扈，肆意胡为。这样的教训太深刻了，太多了，就说权臣跋扈吧，朱元璋在开国前后就不时接到奏报，自己政权中中书省某大臣拉帮结派，排除异己，某出征将领在外骄横胡来。别说这些重量级的文臣武将，就讲尚书郎某也因为仗着与中书省丞相李善长铁哥们关系，居然也敢“放肆奸贪”。朱元璋实在恼火，毫不含糊地下令将他给宰了，并叫人抄了他的家。好家伙，抄家抄出来的全是他老家父亲、哥哥以及亲戚朋友请托他谋私利的信件。这下朱皇帝更坐不住了，立即派遣胡惟庸赶往杭州尚书郎某老家去，照着那些写信请托人的名单一一逮问，最后以重罪论处。

文臣这般奸贪，那武将呢？更是不得了了。华云龙是明朝开国前后有名的猛将，攻下大都北京虽说是徐达担任总指挥，但华云龙的功劳也不小啊，尤其后来徐达主要致力于“清沙漠”全局指挥，长期不在大都，守护大都北京主要还是靠了华云龙。嗨，就这个华云龙，不在君主的眼皮底下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擅自做主，搬到故元宰相脱脱大宅里去逍遥；这还不算，又命令被俘的蒙古、色目、畏吾儿、女直等诸族兵士为他修缮故元太长公主府，劳师害民。这还了得，大都是新收复之地，又处北疆前沿，一旦处置失措，后果不堪设想。洪武六年朱元璋降下敕令，严斥华云龙：“尔住脱脱大宅不足，又去修太长公主府，劳苦军士。存留蒙古，色目、畏吾儿、女直（即女真，本书作者注）做军在部下，此等有父兄在沙漠，若起反心，为患不小。胡人遗下妻妾不起发，主何意？坐视制书，大不敬。如今着何文辉去代替管领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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