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一统：“驱逐胡虏 恢复中华” 颠覆元廷 声震华夏

小编为您收集和整理了大明一统：“驱逐胡虏 恢复中华” 颠覆元廷 声震华夏的相关内容：在做好一系列北伐军事准备后，想想还有事情没做妥当。北伐，自古以来有几次是成功的？每当朝代更替时，北方几乎都成为历史反动的大本营，可北方中原子民无罪啊！为了分化北方阵营，朱元璋于北伐军开拔后的第三天即吴

在做好一系列北伐军事准备后，想想还有事情没做妥当。北伐，自古以来有几次是成功的？每当朝代更替时，北方几乎都成为历史反动的大本营，可北方中原子民无罪啊！为了分化北方阵营，朱元璋于北伐军开拔后的第三天即吴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即明初有名的《谕中原檄》，也可称之为《北伐宣言》，其文如下：

朱元璋的“北伐宣言”与“驱逐胡虏，恢复中华”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仪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法大mpa兼职教授何侨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治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悯。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拒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关陕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既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盛，无复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有疚心。予恭天承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民之未知，反为我仇，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

这篇出自名儒宋濂之手的檄文便是当年朱元璋“北伐宣言”的全部内容。说起这个“北伐宣言”，我们社会当中的一些政治过敏者往往会将其贴上“反动”“落后”的标签，甚至要进行大批判。但如果摒除既定的概念、置身于当时的社会实际而仔细阅读全文的话，你或许会发现这是一篇极为难得的反异族压迫的解放宣言和新帝国的施政大纲。何出此言？

重新解读“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第一，全文除了个别地方使用不妥词语如“胡虏”“禽兽”之外，整个宣言充满了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自信。这里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要加引号，那是指的历史概念，而不应该与现代意义上的“大中华”概念完全画上等号。我们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概念是1902年梁启超先生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率先提出的，是指生活在中华大地上所有民族及海外华人的统称。古代的“中华”概念可能更多指的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传统文明，“中华”后面当时可能没有直接加上“民族”两字，但这并不等于说当时就没有“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而作为民族之林中的老大哥汉民族由于自身文明的先进性而拥有一定的自傲感也没什么过错啊，更何况在汉民族建立的历代帝国政权中少有或几乎没有什么民族压迫和民族残暴统治，倒是文明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一旦占据了统治地位就会变本加厉地推行愚昧又落后的民族压迫政策，蒙元是如此，后来的清朝也是如此。所以说，要想客观地评价这篇“北伐宣言”，我们必须站在全面、客观的角度，而不是响应什么政策、什么政治来个“与时俱进”。

第二，整篇“北伐宣言”的核心精神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这十六字中至少又有四层涵义：

第一层涵义即前面四字“驱逐胡虏”。这里的“胡虏”指的就是人，有人说应该讲蒙古人，但我们的主流媒体不允许这么说，说了怕影响民族关系。其实我们的国人很累，动不动就有人上纲上线。“胡虏”这个称呼首先是个历史概念，可现在要是有人说了“胡虏”，人们可能以为他是神经出了问题。既然“胡虏”是历史上的称呼，我们说历史时为什么就不能说呢？其次，民族文明发展有快有慢，即使同一个民族内的人由于分布区域的不同、人们视角的不同，也有地方的人被所谓先进地方的人称为“蛮、夷、狄”等。譬如江南人和岭南人，历史上就被中原人称为南蛮子，直到今天人们还有这么个称呼，但我还从来没听说过江南人或岭南人对此称呼觉得有什么不妥或反感的。由此反观历史时我们又何必要对600年的那种称呼拥有那么高度的政治敏感呢？再次，作为民族的加害者——当年的蒙古统治者和后来的满族统治者，曾疯狂地屠杀我们汉族同胞，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甚至摧毁我们汉民族传统与自尊，如蒙古人霸占江南姑娘的初夜权、满族人实施“留发不留头”和“留头不留发”……如此暴行好像都被当今某些人给忽略不计了，反而在主流媒体上还大谈异族入侵是如何的“历史进步”。怎么啦？某些人得了“猥亵症”抑或失忆症？再来看600多年前的蒙古人是如何地肆意凌辱汉民族的，进而激发和唤醒了当时最为低等的“南人”和“汉人”的民族斗志与民族自信：

元初至元年间，有个西僧嗣古妙高不好好地念经修行，反倒动起了一夜暴富的歪心思。他看到杭州城外（今属于绍兴市东南35里处宝山）建有好多的皇帝陵寝和大臣的冢墓，想着这里头肯定藏有很多的财宝。要是将这些汉族老祖宗留下来的“财富”给开发出来的话，肯定要比在当今咸阳阿房宫上建什么纪念馆来钱来得快！嗣古妙高算计好了，但这还不行，必须得请示上级主管领导的批准，否则就成了非法的盗墓贼。于是他就如此这般地跟当时元朝江南总摄杨辇真加说了，按理说这种令人诅咒的疯狂念头是对民族的犯罪，无论怎么说都应该予以坚决的打击。可令人想象不到的是，元朝地方大员不仅同意了这位地方“兼职企业家”的“开发计划”，居然还上报给了中央朝廷。元廷也批准了“开发”，这下可好了，“尽发宋（帝）诸陵之在绍兴者及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窃其宝玉无算”。可怜宋朝列祖列宗，连死后还不得安宁，尸骨横七竖八地散落于荒野之中。可能是怕阴魂缠绕，元朝的地方“兼职企业家”“合法的盗墓贼”最终还是将死人骨头集中起来，瘗埋于杭州的宋故宫，在其上面建了一座佛塔，据说是用来镇镇邪气，搞个什么佛教旅游人造景点，以此来掩盖其犯下的滔天罪行。在这过程中最令人发指的是，西僧嗣古妙高还将宋朝皇帝宋理宗的头颅给割了下来，搞掉里头的脑浆等物，然后作为日常生活饮器，一天到晚拎在手里。“天下闻之，莫不心酸”。

堂堂汉族人的皇帝死后都不得安宁，人间之主头颅被人割下来当做饮器（一说被当做溺器），这是令人何等心酸和愤懑的事情！所以当年朱元璋听说此事后，叹息良久，随后跟侍臣危素这般说道：“宋朝南渡后列帝果然不怎么样，但与蒙元不是世仇啊！元朝是乘着南宋衰弱之势才灭了人家的，这已经是最为严厉的处罚了，何至于要将人家‘老祖宗’头颅用做饮器呢？真是肆虐残暴到了极点啊！”

在传统社会里，汉族皇帝就是汉族人的“大父亲”“老祖宗”，连他们死后都不得安宁，还要受到如等奇耻大辱，这样的汉民族情感伤痛恐怕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所以说朱元璋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这样的口号，至少说在汉民族当中具有极大的战斗号召力，或者说引发巨大的共鸣，也为汉民族找回了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他无疑是汉民族的民族英雄。

第二层涵义为“恢复中华”。这里边不仅仅包括了要恢复汉民族统治，要重建传统帝国王朝，而且还隐含着要恢复元朝以前的中华传统文明，洗涤蒙元胡俗陋习，“参酌唐宋之制而定之”。唐、宋是中华古典文明发展史上的经典时代，尤其使得古代中国成为世界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的几项十分显著的“文明标杆”——“四大发明”都是在唐宋时代完成的，而随后的蒙元时代绝对称不上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有着多大的积极贡献，恰恰相反，它的“横加插入”倒是使得传统文明遭受了突然打断，甚至是对传统社会价值体系的严重摧毁：废长立幼，以臣弑君，以弟兄，弟收兄妻，子父妾……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之至！因此说朱元璋的“恢复中华”绝对称得上是历史的进步，我们绝不能低估。

第三层涵义为恢复汉民族为主体的大一统帝国统治秩序，实行帝国境内各民族基本平等。朱元璋明确宣布，对于少数民族“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这是告诉人们：我朱元璋建立的大明帝国绝不会像元朝人那样搞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而是实行民族平等政策！要知道在遭受异族入侵、饱受异族歧视与压迫长达一百年的情势下，提出这样的民族平等口号与施政精神，这需要何等之勇气和度量！同样，500多年后的1895年等人创建的革命团体香港兴中会时，将入会誓词定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1905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选举孙中山为总理，中国同盟会纲领定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平均地权”。这也充分表明了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具有非凡的度量与胆识，继承了朱元璋的民族平等融合精神。我们绝不能套用现在的价值观与政治观来过高地要求古人。再说所谓的各民族绝对平等，即使600年后的今天或许还不一定能做到，譬如为什么汉族人孩子高考不能加分、少数民族为什么能享受特殊的生育政策？等等，郁闷的今人何必要去苛求古人呢？

第四层涵义为“立纲陈纪，救济斯民”，这主要表明朱元璋在即将开创的大明帝国中要以中华传统为模板，建章立制，将蒙元“冠履倒置”的状况给重新摆正，恢复我们中华传统的典章礼仪与法律制度以及社会秩序，将中的元帝国子民给解救出来，即“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以这样的口号来吸引和激发深受元朝黑暗统治之苦的广大人民的斗志和信心，由此说来，这八字也是与当时的北伐直接相关联的。至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地肯定，朱元璋当年发布的这个“北伐宣言”是很了不得的新帝国施政大纲。

第三，朱元璋提出的这十六字“北伐誓言”中的民族平等精神不仅仅是当时政治宣传或言“口头秀”，在统一北方和后来大明帝国的治国理政中他还确确实实地做到了。

朱元璋首创中华民族大家庭供奉列祖列宗的超级太庙——历代帝王庙

洪武六年八月即元朝被推翻后的第六年，历代帝王庙在南京建成，这是祭祀历代正统王朝帝王的神圣殿堂。按照唐宋旧制，被列入帝王庙中的祀主都是中国传统社会里的汉族正统王朝的帝王，少数民族政权的帝王一概不在其内。可明朝从开国起就来了个“大变革”，根据朱元璋的指示精神，南京历代帝王庙内按照“先祖居中，左昭右穆”的次序排列，将正殿分为五室，“中一室以居三皇（伏羲、、黄帝，本书作者注，以下略），东一室以居五帝（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西一室以居夏禹、商汤、，又东一室以居周武王、汉光武、，又西一室以居汉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且规定“每岁止以仲秋月遣官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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