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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太祖誓碑》在宋朝具有宪章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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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2023-08-28

小编为您收集和整理了赵匡胤《太祖誓碑》在宋朝具有宪章性质的相关内容:《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以正史为基础,以野史和民间传说为作料,对赵匡胤五十余年的历史故实进行了全景再现。以下是本报记者与作者关于本书的对话金纲,原名李作乾,网名:老金在线,思想史研究者、民间学者

《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以正史为基础,以野史和民间传说为作料,对赵匡胤五十余年的历史故实进行了全景再现。以下是本报记者与作者关于本书的对话 金纲,原名李作乾,网名:老金在线,思想史研究者、民间学者,著有《论语鼓吹》等。1952年8月23日,出生于天津市。 曾任北京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历史人物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思想史研究和学术规划工作。 2011年2月辞职至今。主要著作有: 儒学研究专著《论语鼓吹》。《鲁迅读过的书》。 《论语里的 公道 与 仁德 》。 《孔子儒学 选举 与 禅让 思想刍议》。 历史研究新作《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 无《太祖誓碑》,则无大宋 文明时势 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王夫之评价赵匡胤说: 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 您怎么看 太祖勒石 ? 金纲(以下简称金):赵匡胤不是没有错误甚至罪恶的人物,但他有千错万错,却有一项亘古未见之德政,令大宋在本质上脱离了五代乃至历史上的种种野蛮军政,进入了文明世界,为中国历史提供了了不起的政治和思想的 增量贡献 ,给大宋带来了恒久的光荣。这就是《太祖誓碑》。 大宋立国,非贵族上位(这方面与大汉很像),但它依然造就了前所未见的政治文明。我倾向于认为:时势造英雄,但英雄也造时势。大宋的 文明时势 ,即由赵匡胤 英雄人物 所造就,其中至大之功,是 誓碑 。没有 誓碑 ,就没有大宋320年的 文明时势 ;就像没有杰斐逊,没有《独立宣言》,就没有美国的大格局一样。制度之建构,源于种种合力,在很多历史时刻,是圣人、大贤、智者、英雄个人的作为,推动了制度的建构。 记:为何 保全柴氏子孙 ? 金:因为柴氏 无罪 ,老赵得到的大宋乃是由 逊周 而来。但历史上那么多杀戮前朝元首,以便斩草除根的故事,老赵为何不去做?此即去往代戾气,养天下和气。老赵有 天下目标 。他听闻、看到、亲历的梁唐晋汉周,戾气太深重了。培育国脉,养成一点祥和之气, 胜残去杀 ,须有 英雄手段 。这是真的 强者 的 宽容 。 记:为何 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 ? 金:老赵应该记得周世宗柴荣曾经下过《求言诏》。正是因为这一篇《求言诏》,引来了名臣王朴的《平边策》。昔日即使尧舜禹汤这样的 上圣之君 ,文武成康这样的 至明之主 ,都在求逆耳之言,苦口之药,何况不及他们的人呢?士大夫,是国之精英,是读书的做官人,或做官的读书人。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是大宋 天下为公 的基本职官结构。大宋不是为了独夫利益治国,不是为了部落利益治国,不是为了政权利益治国,而是为了全面共同体而治国。这样就需要士大夫也即邦国精英的深度介入。这样,就为帝制时代提供了最好的言论自由空间,为 君相博弈 的军政活动预先假设了两道并行的逻辑:1。君王必须自省,在羞耻心的作用下,尽力做到 防非窒欲 。 2。臣下则应该培育忠信之正,做到 忠信醇厚 。 这就是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的前提 君臣交儆 。有此 君臣交儆 ,而后可以 君臣共治 。 共治 之际,士大夫在 忠信醇厚 品质之后,最需要提供的就是军政智慧;帝王在 防非窒欲 品质之后,最需要提供的就是决断方向。但如果不能做到 君臣交儆 ,士大夫则无能做到 忠信 ,也就不大可能提供有益于邦国的军政智慧;帝王如果无能做到虚怀纳言,也就不大可能为国家运转提供正确的决断方向。士大夫的军政智慧,则主要由 上言 而体现。士大夫的 上言 是帝王战略决断的重要依据。阻断了士大夫 上言 ,帝王的决断也就成了独断。 《太祖誓碑》在大宋具有大法、宪章性质,虽然不是成文法,是 秘法 ,但此事够得上伟大。 言事人 于千年之前就实现了 免于恐惧的权利 。老赵立国伊始即诉诸于 天下为公 理念,奠定当时世界范围内罕见的政治格局,是大宋帝国也是中国传统的极大光荣。后来的大宋名臣范仲淹有言: 祖宗(太祖太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 记:为何 不加农田之赋 ? 金:此事关系民生。老赵宁肯宫禁生活节俭,也不苛求民间财富。传统帝王 以天下奉一人 ,这个活儿,老赵不干。他的节俭深得中庸之道,他不刻意节俭以邀名,他非常喜欢宫中宴饮,经常与臣下、亲族、异邦使者觥筹交错,但他不会奢侈无度,就是因为他知道民生多艰。 大宋王朝三百年,无论遇到怎样的家国困难,也不向农民 加赋 。后晋皇帝石重贵可以打着 抗击契丹 的旗号,在士庶之间 括率 ,也即搜刮财货,马楚、南汉也会这么做,甚至南唐也曾有过此类举动,但老赵不这么做。他不会在崇高的国家目标旗帜下搜敛民财。 传统儒者在推演政治、伦理价值观时,必是 民生主义 者。反暴敛、惜民力,主张轻徭薄赋,是传统儒者恒定主题。此义近于捍卫私有财产权利。中国传统圣贤人物,也无一例外,都是注重民生的人物。孙文曾言: 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 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 (见《孙中山选集》)由此也可以概见:那些以国家 大义 为诉求,借机搜刮士庶,背离士庶 民生 的权力,都是非文明政治生态的无道行径。有道邦国、无道邦国,是否尊重 民生 ,是否在 大义 旗帜下背弃 民生 ,分野在此。 不仅 不加赋 ,赵匡胤做得漂亮的,更多是不与民争利。除了几个较大企业收归国有算作央企之外,一般都让与民间自营,连 赋税 都不收。有一位知舒州(今属安徽安庆)、左谏议大夫叫冯瓒的上言说: 本州界内有菰蒲鱼鳖之利,居民经常捕捞了自给。但前防御使为增收,搞了个市征(纳税),这样苛细的税法,弄得当地人很困苦。期望能免掉这个赋税。 老赵听后,当即答应蠲免其赋,史称 从其请 ,听从他的请求。 宋代赋税沿唐中期以来两税制,即夏、秋二税。赵匡胤时代,令州县各置义仓,官方所收二税,每一石粮,另外留出一斗贮存在这个义仓里,史称 以备凶俭 。等于国家收税,另外返还百分之十留在地方,以备凶年荒年赈济百姓。这类德政,甚至超越了 不加赋 。 老赵晚年,特别在意地方治理,有一次,他任命官员钱文敏知泸州,召见他,对他说: 泸州那个地方接近蛮獠,但越是这样,越要加以抚爱。我听说原来的知州郭思齐、监军郭重进,擅自搜敛做不法时,爱卿你此去为我调查审问一下这个事,苟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 在此之前多年,赵匡胤也说过类似的话。乾德四年八月,赵匡胤召宰相以下群官多人,在紫云楼下宴饮,顺便说到 民事 。赵匡胤对赵普等人说: 下愚之民,虽不分菽麦,如籓侯不为抚养,务行苛刻,朕断不容之。 居于弱势的庶民,即使愚蠢到不分菽麦,但如果藩镇的侯爷们不好好抚养,只知道苛刻盘剥,朕断不容这样事! 《太祖誓碑》是老赵 立德立功立言 之举。 深得 保守主义 奥妙的政治家 记:乾德二年(964)春正月丁未,赵匡胤下了一道诏书,规定: 县令、县簿、县尉,非公事不得到村落。 这是传统 皇权不下县 的 旧贯 。民间如何 发展 ,由民间自行演绎。这种源于保守主义精神、源于儒学 仍旧贯 的智慧,成就了大宋的繁荣。是不是宋太祖受黄老哲学 无为而治 的影响? 金:赵匡胤是 无为而治 的一代圣君。 无为而治 一般被认为属于道家哲学,事实上,这是儒学最重要的思想。在《老子》中,找不到 无为而治 的完整表述,但这四个字则完整记录在《论语 卫灵公》中:子曰: 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孔子说: 邦国治理达到无为而治境界的,大概只有舜吧!他做了些什么呢?只不过是恭恭正正地坐在座位上而已。 这里涉及到孔子在前还是老子在前的问题。钱穆主张孔子在老子之前,我同意这个看法。钱穆为 无为而治 的发明权解释道: 孔子屡称尧、舜之治,又屡称其无为,其后庄、老承儒家义而推之益远。其言无为,与儒义自不同,不得谓《论语》言无为乃承之老子。 这话略过不提。 无为而治 ,是邦国治理的理想境界,是大政治家的邦国治理结果。现代文明社会也在追求这个境界和结果,所谓 小政府 ,其实就是要政府的功能退至最小,而完成市场自行调节、社会自我完善的格局,也就是在向 无为而治 趋近。对百姓的干预越少,政府计划行为越少,也就越是接近于 无为而治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 无为而治 。 恭己正南面 的执政,看似 无能 ,但却是共同体的幸运。那些好大喜功,不断需要 政绩 来自我鼓舞的执政,反而可能给共同体带来不幸。人民,是可以自治的。 达致 无为而治 这个境界或结果,要有许多条件,在儒学看来,有两个条件不可或缺,一个是执政的道德境界,一个是庶民百姓的道德境界;在儒学的逻辑中,前一个条件,又是第二个条件的条件。这个意思是说:共同体间的文明程度的提高,是实现 无为而治 的先决条件;但这个文明程度,必有赖于执政者的文明程度的率先提高。《论语》中已经反复陈说了这个理念。《大学》中,将这两个条件概括为 絜矩之道 , 絜 的意思是绳索,用绳来度量; 矩 是尺子,用尺子来度量, 絜矩之道 ,就是度量之道,是说言行要有规矩,要有垂范作用。但是自己首先要正确,否则,度量的对象就是不正确的。《大学》中的这个意见,更是不断出现在各种儒学著作中,从《孟子》、《荀子》一直到现代儒学。因此,这是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思想。当孔子说出 无为而治 的时候,他是相信人的道德能力的。他认为人可以实现强权治理以外的模式。 大宋的 天下目标 不是 发展 而是 太平 。一般来说,由官方主导的 发展 程序会出现种种政策倾斜。即使制定政策者皆为圣贤都难免出错,官方的圣贤与民间的圣贤一样,都是理性有限的物种,在 发展 的政策倾斜中,如果杂入 寻租 活动(一般来说,是一定会杂入的), 发展 就成为官方的牟利借口。按自发秩序原理,发展与否,是民间根据 看不见的手 自我推演的程序。官方无须倡导。因为官方不一定知道哪些该发展哪些不该发展,老赵也不例外。他即使身为 圣君 也不能保证国家的发展可以按照他的意图愿景渐次展开。传统儒学基本上不讨论 发展 问题,道理在此。 老赵不致力于 发展 ,将天下目标简洁地锁定为 太平 ,一切皆由民间自发地去推演。所以,乾德二年(964)春正月丁未,老赵下了那道诏书,成就了大宋的繁荣。 大宋经由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皇帝百年,基本上奉行一个 简 字,君王们看到天下有不足,自省中反求诸己,故天下安定。船山称: 得失之枢,治乱之纽,斯民生死之机,风俗淳浇之原,至简也。知其简,可以为天下王。 军政得失的枢机、国家治乱的枢纽,万民生死的钥匙,风俗好坏的本源,其道,都是至为简洁的。知道这种简洁,可以使天下达致王道。而那些不懂 简 ,总试图有所兴作,并打着儒者的旗帜,其实是泛滥于法家做法,距离儒学远甚。老赵是传统中国深得 保守主义 奥妙的政治家。 现代社会,受激进思潮影响,人们对这类 保守主义 多不理解,以为 改天换日 之类才是 英雄手段 。这是造就世相浮躁最重要的动因之一。经验传统,是人类积年沉淀的习惯与智慧。尊重经验,就是尊重先人,事实上也即等义于尊重自我 因为自我也会成为未来的经验传统。那种动辄 历史从我开始 的狂妄,给共同体演绎的苦难已经太多了。 宋太祖反求诸己,以静制动,在渐进过程中,不断化解五代以来的社会戾气,慢慢做成一个有道世界,但他又不去顶着 自尧自舜之名,以矜其美,而刻责于人 。考察他的言论,他不像唐太宗那样,喋喋不休地讨论 仁义 。他不说沽名钓誉的话,言出于内心之诚。考察他的事迹,他也不像汉文帝汉景帝那样,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他不用忍,也不须容,那些该 忍 的事,他能泰然处置;那些该 容 的事,他能豁达面对;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所以赵匡胤的 宽容 并非有意 宽容 ,而是本色存在。天下的纷乱之气,因为 我 之镇定而就绪为一种安静的秩序;天下的瓦解之势,因为 我 的真诚而变化为一种渐次的安定。这一切是怎么成就的?船山说: 无他,心之所居者本无纷歧,而行之自简也。 记:由乱世,到升平之世,再到太平盛世,是传统圣贤期望中的风景。 金:孔子说: 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 这话与孟子 不嗜杀人者能一天下 说,都预表了由 敬畏生命 为逻辑起点的政治伦理正价值。儒学对这类价值有连续性的推崇和不衰的敬意。 船山说, 胜残去杀 ,这话有人认为文景之治可以当之,其实不是的。文、景所为,是老庄道家的支流,还不是孔子所论的境界,如果要说有谁能当得这个境界,那就是宋太祖赵匡胤 太祖其庶几矣 ! 着眼当周司农代, 以史证经 记:有人评价说,你写的《<论语>鼓吹》至少有三个递进的层级:第一层级:圣贤的本意和潜台词是什么,这个层级要回答的是所指和能指问题。理解所指,需要推演,理解能指,需要考据。第二层级:抽象。目的是要从中获得人类共同意识。圣贤思想中有许多古典式表述,不抽象,不足以发见其价值。第三层级:创造性转化。这一问题与当下要求有关。在写赵匡胤时,你也有这样的考量吗?从原典本来意义出发,一步步深入历史人物的可能意义和现代意义? 金:科林伍德在讨论历史哲学时,给出的名言是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还有一位历史哲学家叫克罗齐,他给出的名言是: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这两句话含金量极高,展开来说需要相当篇幅。这里可以略说一说。 科林伍德一向执著于 思想的行动原则 。为此,他有一个意见说:当我们阅读柏拉图作品的时候,要这样来问问自己:如果用柏拉图的词句来表达自己时,自己想的是什么?研究者是要设身处地去想问题的。凯撒渡过了卢比孔河,这只是一个 事件的外部方面 ,但他为什么要渡过?是凯撒对共和国法律的藐视?或与谋杀者信奉的宪法政策有了冲突?这才是 事件的内部方面 ,两相结合,就是 思想的行动原则 了(参见《历史的观念》)。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意见,也正是 同情的理解 ,且更进一层。他所提出的 事件的内部方面 作为一个 问题 ,其问题的设计与提出,往往是与当代有着某种有意味的联系的。这样,就与克罗齐的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有了精神上的相通之处。 科林伍德的另一个意见是:历史研究应该始于问题。历史学的任务在于实现对人类 人性 的自我认识。历史学家应该有问题要解决,进入历史纵深,不过是找到一条路径而已(也许还可以有其它路径)。如果没有问题要解决,凯撒或柏拉图是没有意义的。人类的心灵从历史到现代,是有脉络可寻的。那么什么是问题呢? 这就是 一千个哈姆雷特 的问题了。结合克罗齐的意见,现代人应该不难在进入历史纵深时作出自己的选择吧?事实上,这个意见与波普尔的意见也相当接近。他认为在认识论问题上,提出问题以及用于解决该问题的知识更有趣。他认为科学主义从问题开始,而不是像归纳主义那样始于观察。不可能有一种像利奥波德 冯 兰克主张的那种 真正如实表现过去 的历史,只能有对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终的,或可以 终结的 ,每一代人都有权作出属于自己时代的新的解释 证诸于历史,也正是如此。 我写作《大宋帝国三百年》,也有 当代意识 的考量。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催动力量是:我的史学观念让我知道教科书讲述的 历史规律 ,也许并不靠谱。我需要独立思考。此外,在我对儒学历史的研究中,我发现历史 故实 也许是解释历史儒学的一个有意味的方向;而现代儒学也是言人人殊,我愿意在 当代意识 烛照下, 以史证经 ,用历史在验证儒学经典,从中寄托属于我的 经学思想 。这就是我在全书扉页中留下那一段题记的原因:孔子有言: 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空谈大义,不如春秋褒贬。如果愿意考见圣贤气象和道义担当,历史叙事比思想讨论也许更切实详尽、也更彰明昭著。 传统中至为珍贵的 圣贤气象 和 道义担当 ,对当代人而言有多么重要?这是需要读者给出答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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