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群众反贪”真相：不许抓“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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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朱元璋说得很清楚，受贪官污吏欺压盘剥的百姓们，可以“旁入公门”，从小门冲进去，把与自己的冤屈相对应的六房的胥吏抓起来拿送京城。至于官员，百姓们则是无权抓捕的。当然，朱元璋也给百姓们吃了颗定心丸，他说，如果官员们试图阻止百姓们抓污吏，我就族诛他们。 朱元璋是很明白的，如果百姓们真的可以随随便便冲入衙门，把正在办公的官员们五花大绑扭送京城，他的帝国也必然会在顷刻间土崩瓦解―摧毁官僚体系之后，仅凭个人威信，是不可能治理得了这个庞大的农业帝国的。这种史无前例而且后果难以预料的事情，生性审慎、保守、厌恶风险的朱元璋，是不会去做的。 所以，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反贪运动”有了一条分明的界限：只许抓污吏，不许抓贪官。在一个帝制国家里，维护官僚集团在群众中的威信，仍然是必需的。 一 常熟县农民陈寿六突然间成了大明帝国最耀眼的政治明星。 这位老实巴交的江苏农民，平日里总受当地县吏顾英的迫害。据说这个顾英不只是迫害陈寿六一个人，而是“害民甚众”。忍无可忍的陈寿六率领自己的弟弟和外甥把顾英绑起来，手持皇帝朱元璋亲自编写的《大诰》，来到京城告御状。朱元璋很欣赏陈寿六的行为，赏给他20锭银钞（大略相当于今天几千块），又赐给三人各两件衣服，还免除了陈寿六三年的“杂泛差役”。然后，皇帝下达谕旨，将此事通报全国，予以表彰。 在表彰文件里，朱元璋说：如果有人敢罗织罪名，搬弄是非，扰害陈寿六，我就将他族诛！当然，如果陈寿六自己仗恃着我的名头而横行不法，为非乡里，也同样罪不容赦；但是，陈寿六若有过失，地方官员无权作出决断，必须将他召到京城，由我亲自审理。末了，朱元璋感慨万千地说道：“其陈寿六其不伟欤！”
二 在颁布这些破天荒的新制度以前，朱元璋已经采取了许多霹雳手段来惩治这个帝国泛滥成灾的贪污腐败。大批大批的官员们都倒在了他雷厉风行的肃贪风暴之中，被逼无奈，他甚至动用了剥皮实草的酷刑。 但效果看起来似乎不怎么样，贪风依旧炽烈。用朱元璋自己的话说，是“前尸未移，后尸继之”。《大诰》里这些破天荒的新制度，正产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很显然，朱元璋已经对从体制内根治贪腐丧失了信心，所以才把希望寄托在了无人敢于尝试的前无古人的“群众运动”上面。 古训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更何况是赋予了他们“造反”的权力。朱元璋能够有这样的勇气，和他早年艰辛的颠沛流离有些关系。他曾在登基之后写诗回忆了那段惨痛的人生经历。在诗里，他如此描述：“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而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侠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御制皇陵碑》）那些栖身于古寺、荒野，饥肠辘辘，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必然在他心里投下了浓重的阴影。许多个前路茫茫的深夜，巨大的无助感紧紧地咬啮着他，对生存的恐惧像毒蛇一样在他心里嘶嘶地吐着舌头，这个时候，他总不免会想起自己伶仃一人，想起那些阴阳殊途的亲人。许多个漆黑死寂的夜晚，朱元璋肯定一遍又一遍地思考过自己命运如此多舛的终极密码，而最终的思特雅娜-泰勒路，也总不免定格在那几个字：暴政、贪腐…… 历代王朝开国前几十年，留在史书里的形象基本都大同小异：政治清明，官员廉洁，百姓富足。几乎中国上所有的“大治”都发生在这个时间段上，譬如文景之治（汉文帝）、太康之治（晋武帝），再譬如开皇之治（隋文帝）、贞观之治（唐太宗）。然而，朱元璋的洪武时代似乎成了一个例外。几十年漫长的战乱之后，大局初定的洪武年间，似乎遍地都是贪官。这当然不是因为洪武时代道德陡然坠落到的谷底，开皇、贞观年间的世风，与洪武年间的世风并无多大区别，只不过对于贪污腐败，朱元璋的容忍度要远远低于隋文帝或者唐太宗。因为他是一个真正来自社会底层的皇帝，而且许多年里一直都是贪腐和暴政的直接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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