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商人的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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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2023-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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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较为辉煌时期，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等方面都有着较好的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顶盛时期。有印度、波斯、高丽等众多其它国家的商人不远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较为辉煌时期，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等方面都有着较好的发展，有印度、波斯、高丽等众多其它国家的商人不远千里来到中国，进行各种商业活动，进一步促进了唐朝商业的繁华，出现了许多象洛阳、长安这样繁华的商业都会。

商品经济的发达，商人的势力自然有所增强。商人不仅经济实力强大，更是数量之多前所未有。但是尽管如此，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仍然相当地下。按照唐朝的法律，商人不仅是不能做官，就是连普通老百姓的地位都不如。唐太宗曾对大臣房玄龄说：“脱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踰侪类只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意思是商人给他们一些物质上的好处就可以了，千万不能让他们做官，和朝庭上的圣贤明君们坐在一张桌子上。在唐高宗时期，更出台了一系列歧视商人法令，如商人不得穿黄衣服，不得坐马车等。更为甚者，商人的生命财得不到任何法律的保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必然引发了商人的抗争，迫使他们与唐代末年的地方军阀势力联手，共同对抗朝庭。所以在唐五代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反叛”商人，他们试图通过采取武力的方式进入国家政权体制。

一是发生在唐德宗建中三年（782）的京城长安。当时正值“安史之乱”后不久，藩镇势力日渐骄横。颇有雄心的德宗皇帝对此十分不满，决定以武力削藩。无奈藩镇叛乱不断，“河南、河北连兵不息”，由此国库日益空虚，军费开支逐渐紧张起来。这时，主张“以刑名整齐天下”的奸相卢杞及其同党赵赞（度支使）、韦都宾（太常博士）等认为：“货泉所聚，在于富商”。于是，他们打着“借商”的招牌，对长安工商业者大肆掠夺，“京兆尹丰祯督责颇峻，长安尉薛萃荷校乘车，搜人财货，意其不实，即以搒捶。”以致“京师嚣然，如被盗贼”。面对政府这一野蛮的搜刮行径，城市工商业者忍无可忍，“长安为之罢市，百姓相率千万众邀宰相（卢杞）于道诉之”。最后德宗迫于群众的巨大压力，也不得不下诏废罢了这次所谓的“借商”活动。（见《旧唐书？卢杞传》）这是中国历史上工商业者第一次统一的政治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二是发生在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八月的成都。经过唐末农民起义军的打击，唐朝已是名存实亡，各地军阀混战一片。“机智权勇，出于流辈”的王建在四川的争战中逐渐崛起，并于昭宗大顺二年（891）荣升西川节度使。“（王）建既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纳直言，好施乐士，用人各尽其才。谦恭俭素”，然而他又“多忌好杀，诸将有功名者，多因事诛之”。刚刚升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的王宗涤便是其中的一位冤死鬼。宗涤是他的假子，因其“有勇略，得众心”而遭到王建妒忌。王建为自己建造王府。绘以朱丹，老百姓目其色而称为“画红楼”。由于宗涤本姓华名洪，王建以画红与华洪谐音而心生疑窦，遂有诛杀之念。恰逢大将王宗佶（亦为王建假子）等人也害怕他的战功，便散布流言蜚语进行诬陷。昭宗天复二年（902），王建趁机将他召回成都责问，宗涤难以自辩，慷慨陈词：“三蜀（指东川、西川和汉川，又称三川）略平，大王听谗，杀功臣可矣！”最后宗涤惨遭缢杀。广大工商业者和军队将士听到这一消息异常悲愤，“成都为之罢市。连营涕泣，如丧亲戚”。见《资治通鉴》卷258和卷263）以此表达了对这位深得士心民心的大将的拥戴和对滥杀功臣的王建的愤慨之情。

三是发生在北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九月的开封（汴京、东京）。这次是为悼念宋朝名相司马光而开展的。司马光是反对王安石新法的主将。由于新法本身存在缺陷，加之实施过程中有蜕变情况，因而不少新法措施已严重危害了人们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所以，当支持变法的神宗皇帝驾崩，不少人便迫不急待地要求废除新法，并把司马光推向了政治前台。这位静居洛阳十五年，“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渑水燕谈录》卷2）的名臣一回到京城，便受到人们空前的欢迎。“民遮道呼日：‘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数千人聚观之。”（《东坡集？司马温公行状》）有的人甚至爬到树上屋顶去观看，造成“屋瓦为之碎，树枝为之折”的热闹场面。明人马峦在《司马温公年谱》中慨叹地说：“时得人之心如此，盖千载一人而已。”评价之高，无以复加。正因其深得人心，司马光才比较容易地罢废了绝大部分新法。正当人们对他有更高期望时，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司马光去世的消息震动朝野，正在行明堂大礼的高太后和哲宗帝立即赶往西府，“临其丧，哭之甚哀”，决定停止上朝三天，百官们纷纷前往吊唁；而众多的工商业者也按捺不住他们的悲痛情绪，竟“罢市往吊”（《宋史？司马光传》），表达了对这位伟大政治家的缅怀深情。

这三次罢市分别发生在唐朝中期的长安、唐朝末叶的成都和北宋后期的开封，这些都是当时经济繁华、工商业者相对活跃的都市，罢市活动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典型性。尽管规模还十分有限，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城市工商业者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觉悟有了初步提高，因而是很有历史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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