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为什么殉葬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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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月31日的闭幕总结大会上，周恩来、、陆定一、罗瑞卿、沈雁冰出席助阵，已经被毛泽东定性为“死人”的周扬、田汉、阳翰笙也被请上主席台。

政治漩涡中的殉道效忠

1962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以小说《丹》为由头，对所谓的“习仲勋反党集团”进行清算，毛泽东由此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告，说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自以为“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的田汉紧紧跟进，一连写出“于今百鬼犹多事，喜得试剑图”；“何处借得猴王棒，打尽人间”等一系列替天行道的“斗争”诗。

1963年1月1日，有毛泽东“好学生”之称并有替代周恩来总理地位之意向的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在上海市举行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强调只有写十三年来的社会主义，才算得上是社会主义的文艺。接着，柯庆施、张春桥又与第一夫人江青联手策划了一个大动作：从1963年12月25日至1964年1月22日由中共华东局在上海主办的华东地区五省一市话剧观摩会演。

会演之前的12月12日，毛泽东亲自出面在中宣部编印的一份关于“上海柯庆施大抓故事会活动和评弹改革”的材料上，针对文艺界问题做出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部门，问题就更大了。……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七天之后，被伟大领袖定性为“死人”的田汉，主持召开剧协第四届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同样被定性为“死人”的周扬到会打气，肯定了剧协的工作和创作现代戏、新编剧、整理传统戏“三并举”的既有方针。会后，田汉以剧协主席身份前往上海参加华东区话剧观摩会演，来到上海时开幕式已经举行过了。

与毛泽东的指示相呼应，柯庆施在开幕大会上发表讲话，认定“我们的戏剧工作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很不适应，对于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斗争，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

把柯庆施所说的“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揭穿了说，就是直接在伟大领袖支持下“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的柯庆施们，与自以为“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却被伟大领袖定性为“死人”的周扬、田汉们之间的斗争。在这样的“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中，被伟大领袖定性为“死人”的田汉和周扬们唯一的出路，就是中国传统儒教神道中三纲五常的第一纲：“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也就是田汉影剧作品中一再表现的高举“波陀雷尔的恶魔之剑”以灵灭肉、以理杀人的殉道殉情殉艺术殉政治殉阶级斗争的殉葬牺牲。

上海方面迎接田汉的，正是这种你死我活的“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柯庆施在“新年贺词”中把斗争矛头直指田汉，说是“反对派以‘三十年代’祖师爷自居，公然向‘大写十三年’的革命创举提出挑战，……戏曲舞台一直是‘牛鬼蛇神’泛滥成灾。什么斧劈华山、水漫金山，公然跟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里应外合，紧密呼应！”姚文元也曾当众警告田汉：“不要挡社会主义的道嘛！”

几天后，大会秘书处传达上级决定，闭幕式主席台上没有田汉的座位，还要对田汉公开点名批判。周扬得到消息后，专门委派张颖到上海劝走田汉。田汉按照周扬的指示，于1月22日闭幕式当天离开上海前往苏州，在苏州司徒庙以一首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司徒庙古柏》来表白自己的殉道效忠之心：“裂断身腰剩薄皮，新枝依旧翠云垂。司徒庙里精忠柏，暴雨飘风总不移。”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剧协已经无权参与，改由康生、江青等人直接插手。在7月31日的闭幕总结大会上，周恩来、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沈雁冰出席助阵，已经被毛泽东定性为“死人”的周扬、田汉、阳翰笙也被请上主席台。康生在大会讲话中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点名批判田汉、阳翰笙、孟超等人，把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及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逆风千里》统统打成“大毒草”。坐在台上的田汉与阳翰笙的狼狈相可想而知。从这一天起，田汉再没有坐上过领导别人的主席台。

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全国人大、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江青以山东省人大代表身份正式走上政治舞台，已经被撤销剧协党组书记的剧协主席田汉，与他的老朋友阳翰笙一道被免去人大代表资格，只作为政协委员参加会议。此时的田汉依然不情愿、不甘心殉道牺牲，而是与自己笔下的、张珍、鲤鱼精、、朱帘秀那样，开始全方位地寻找救星。

1965年1月2日，在参加由周扬主持的文艺界两会代表联席会议之后，田汉在日记中写道：“上下午都是大会讨论。下午的会总理也参加了。张骏祥同志代表文联小组发言时，总理很注意地听了，他显然对我们所犯的严重错误十分关心。我真是愧对总理，我一定要切实改正错误急起直追，跟上队伍，以告慰这些关心我的同志们。”

在政治上寻找“救星”的同时，田汉自然忘不了自己在戏剧中虚拟性地表现过的一边“为民请命”一边又“民为请命”的“民”，结果却是适得其反。1月3日和4日晚上，在周扬主持召开的文艺界两会代表座谈会上，田汉受到的是“民”的集体围攻和集体强暴。据田汉日记介绍，红线女讲得“较为适当”，丁是娥讲得“很尖锐”，总的印象是“她们都恨我”。一个南国时代的学生还翻出田汉的老帐，指明《湖上的悲剧》也是一出“鬼戏”。田汉在认定此人“很不老实”的同时，却连《湖上的悲剧》中确实存在着的鬼气都不敢承认，一口咬定“不是写鬼，而是写人”。

1965年6月9日，被伟大领袖定性为“死人”的田汉，又在日记中记下这样一段话效忠话语：“沅催我快点把检查写好，我也深觉应抓住主要矛盾。应‘勇于自以为非’，何况本有许多严重的非。一面决心读主席的书，听主席的话，就从解决自己思想改造问题上活学活用主席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在劫难逃的人生末路

1965年8月30日，田汉把修改后的“检查”交了上去，10月20日，他得到的回报是带着秘书黎之彦下放到顺义县牛栏山劳动改造。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炮。1966年1月，原本由田汉主编的《剧本》月刊上，推出了署名云松的一篇长文《田汉的〈谢瑶环〉是一棵大毒草》。文章于2月1日和2日分别被《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转载，田汉的弥天大罪在《光明日报》“编者按”中已经被基本敲定：

田汉同志的《谢瑶环》剧本，是在1961年写出的。当时，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获得伟大发展的同时，曾经遇到了相当严重的困难。国内的资本主义势力，联合封建残余势力，趁机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鼓吹什么“三自一包”，“单干风”、“翻案风”，诋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诋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正在这个时候，田汉同志在这个剧本中，用编造的历史故事，积极参加了对社会主义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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