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律》――一部实际使用将近600年的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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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令》编成以后，从洪武元年一直用到了洪武六年，这中间人们发现毛病还真不少。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毛病，我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律令》编定时间太仓促。从吴元年的十月甲寅日即初十，指定由中书省牵头，李善长负全责的制律工作正式启动，到十二月二日，《律令》制定工作完成，真是神速，满打满算52天时间就编定了一部帝国的大经大法，似乎是太过于草率了。

第二，从西周时期起，统治者提出了“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的立法原则，强调“明德慎刑”，但什么样子的才叫新国？什么样子的又叫乱国？根据当时朱元璋的实际行动，不断让人减轻刑条来看，他对吴元年的《律令》重典是不满意的，认为现在刚开国就是新国要用轻典。

第三，吴元年修订的《律令》“以《唐律》为准”，《唐律》是时代的大经大法，距离已经六七百年了。时代在发展，《律令》还抄袭《唐律》，由此带来了很多的问题，于是从洪武六年起，朱元璋就先颁布《律令宪纲》，接着就下诏让刑部尚书（司法部部长）刘惟谦仍以《唐律》为准，详定《大明律》的篇目，然后以《律令》为基础，重新编定大明帝国新的法律。其“采用旧律二百八十八条，续律一百二十八条，旧令改律三十六条，因事制律三十一条，掇《唐律》以补遗一百二十三条，合六百有六分为三十卷，其间损益务合轻重之宜，每成一篇，辄缮写以进。上命揭于两庑之壁，亲加裁定。及成，翰林学士宋濂为表以进，命颁行天下”。这就是洪武七年通行天下的洪武七年律。

但洪武七年律通行后，朱皇帝犹觉得有些地方刑罚还是偏重了点。洪武九年（1376）他跟中书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大臣说：“国家立法，贵得中道，然后可以服人心而传后世……今观律条犹有议拟未当者，卿等可详议更定，务合中正，仍具存革者以闻。”胡惟庸、汪广洋等领旨后又详加考订厘正，“凡十有三条，余如故，凡四百四十六条”。

这就是人们俗称的洪武九年律，从洪武年间的五六次修律活动来看，此次修律与洪武七年修订的《大明律》相比较，显得宽了点。但没多久就爆发了“胡惟庸谋反案”，内外情势变得越发紧张，这大概是当时朱元璋理解中的乱世到来了，于是他让儒臣们再次修订《大明律》，其中洪武十六年，“命尚书开济定诈伪律条”。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时，“比年律条增损不一，在外理刑官及初入仕者，不能尽知，致令断狱失当”。鉴于此，朱元璋“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参考折衷，以类编，附旧律。《名例律》附于断狱下，至是特载之篇首，凡三十卷四百六十条……书成，命颁行之”。

这洪武二十二律是在非常时期制定出来的，比起前两次修律来说，明显加重了刑罚。在这期间朱元璋又不厌其烦地不断颁发《大诰》（也称《御制大诰》）系列，权作《大明律》的补充，为“法外之法”，其时重刑主义、恐怖主义弥漫着洪武帝国的上空。

但到洪武晚年，一系列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逐渐走向尾声，朱元璋也感到自身君主专制主义统治下的江山社稷差不多稳固了，很有必要对正在通用的重典之法做些修改。于是在洪武二十八年他就宣布：过去对于奸顽刁诈之徒的法外加刑只不过是“权时处置，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在他江外江论坛的首肯支持下，皇太孙改定“畸重者七十三条”。朱元璋曾语重心长地跟朱允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

洪武三十年（1397），朱元璋“命刑官取《大诰》条目，撮其要略，附载于《（大明）律》，凡榜文禁例悉除之，除谋逆并《律》《诰》该载外，其杂犯大小之罪，悉依赎罪之例论断”，终成《大明律诰》，“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

经过30年的风浪与磨合，就朱元璋亲自出面修改了7次，《大明律》终于定型。对此，行将就木的洪武皇帝予以极端重视，就在他留下的《祖训》里还不忘谆谆告诫：“凡我子孙，钦承朕命，勿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若“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

一代法典终于告成问世，一代法典也从不被改动地使用了近300年。

清承明制，《大清律例》基本上抄袭了《大明律》。因此可以这么说，朱元璋时代制定的《大明律》实际上使用了将近6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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