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葡萄牙侵占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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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地理大发现后，葡萄牙、西班牙两国率先在全球范围内扩张殖民。1498年，达·伽马开辟出绕非洲好望角越印度洋而直抵东方的航路，使葡萄牙殖民者最先涌入东方。16世纪初，葡萄牙人灭亡了位于马来半岛的马六甲，该国系受中国册封的藩属，明政府称之为“满剌加”，并以此为跳板，向中国蠢动。

在此之前，也有西方各国商人来华贸易。明政府在广东广州，辟设洋行，专门负责与他们交往的事宜。由于对西方了解不多，对西洋各国称谓甚为淆乱，如葡萄牙人，被阿拉伯人称作“佛朗机”，故明政府也称其为“佛朗机”。后来西班牙人来华，亦被称作“佛朗机”。至于广州百姓，对这些外国人更是知之甚少，只见他们个个“深目隆准、秃顶虬髯，身着花布衣，精工夺目；语作撑犁孤涂，了不可解”①，便统以“鬼佬”称之。他们的态度，尤其是对从事合法贸易的外国人，基本上是平等友好的。西洋诸国商人，慑于中国国力的强大，也比较乖驯。“三四月间入中国市杂物，转市日本诸国以觅利”②，靠转手贸易来谋生。这里很难具体说清都是哪些国家人。他们聚居于广东香山澳（今广东中山）。

正德十三年（1518），葡萄牙人派使者携贡品抵广州，声称要朝贡。其使臣加必丹末还要求明政府对其进行加封。这时明政府方知有这么一个国家。但因为他们不是通贡之国，明中央政府下令将其所携贡品作价购买，遣返了该使者。没想到他们竟在中国境内“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儿为食”③，为非作歹。同时他们还试图通过贿赂臣江彬来拜见正德皇帝。其使者火者亚三甚至还留在正德皇帝身边，充当把戏，正德帝经常以学他说话来取乐。当时明中央政府尚不知葡萄牙人灭满剌加之事。

正德十五年（1520），满剌加国王使者至北京，详述灭国情形，御史丘道隆奏请明政府“令还满剌加疆土，方许朝贡；倘执迷不悛，必檄告诸蕃，声罪致讨”④；同时，御史何鳌也上奏朝廷，揭露1514年葡萄牙人阿尔瓦雷斯率船强占广州珠江口东侧屯门岛、1519年葡萄牙人西蒙·德·安德拉德率军再次强占屯门岛并建堡架炮这二件事，揭露其“留驿者违制交通、入都者桀骜争长”⑤的殖民嘴脸，要求“悉驱在澳番舶及番人潜居者，禁私通，严守备”⑥。明政府闻讯后十分震惊，捕杀火者亚三、扣留葡萄牙人比留斯，断绝与其朝贡贸易。

葡萄牙人见奸诈机谋败露，遂仗着他们的巨炮利兵，直接来中国侵掠。嘉靖二年（1523），葡萄牙殖民军在别都卢带领下，寇犯广东新会之西草湾。明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率军抵抗，在当地百姓的支援下，大败葡军，生擒别都卢，缴获二艘兵舰。葡人抱头鼠窜而去，再不敢来挑衅。以后他们又尝试窜犯福建、浙江，甚至勾结倭寇，但均遭击灭，尤其在嘉靖二十八年（1548），明浙江巡抚朱纨在福建泉州的浯屿、月港两地大败葡萄牙人，第二年朱纨又擒斩葡萄牙匪首李光头等大批海匪。孰料明政府竟以擅杀罪，逼死朱纨。但是，葡萄牙人也深知，以武力来侵掠中国，无异以卵击石，遂改变侵略者的面貌，扮成一般商人，用公平贸易、正常交往的嘴脸来麻痹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同时，利用明朝政治的黑暗腐朽，广行贿赂，以求达到武力侵掠所得不到的利益。

早在嘉靖二年（1523），明政府下令禁绝与番人贸易，尤其是佛朗机。最初禁令执行较严，一时广州市面“市井萧然”，许多商人对此大为不满；广东地方官员，因为“文武官月俸多以番货代”⑦，海禁使其收入顿减，也力主开禁。给事中王希文据理力争，严厉驳斥了广东官民不识大体、不恤国事的叫嚣，严令，“诸番贡不以时及勘合差失者，悉行禁止”⑧。可惜不久因为广东巡抚林富上书，极言开禁对两广有“四利”，嘉靖帝遂同意开禁。葡萄牙人乘此时机，“得入香山澳为市，而其徒又越境商于福建，往来不绝”。⑨

获得通商后，葡萄牙人得陇望蜀，极力在华寻求一个根据地和跳板，便把目光在沿海小岛上搜寻。他们原来想占据浪白澳，但因为这里离海上航线较远，且岛上淡水取用也较为困难，深感该地不堪用，遂把目光转向距浪白澳九十余里的濠镜澳。由于葡萄牙人当时装扮得异常驯顺，主动照章交纳进口关税，因此广东地方官员就没有驱逐他们，致使因贪小利而让濠镜澳沦入葡萄牙人之手。

葡萄牙人具体是如何占领濠镜澳（即澳门）的，史料对此说法不一，约略有如下几种：

一、《明史》中称“濠镜在香山县南虎跳门外。先是，暹罗、占城、瓜哇、琉球、渤泥诸国互市，俱在广州，设市舶使领之。正德时，移于高州之电白县。嘉靖十四年，指挥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之濠镜，岁输课两万金，佛朗机遂得混入。高栋飞甍，栉比相望。闽、奥商人趋之若鹜。久之，其来益众，诸国人畏而避之，遂专为所据”。根据这段史料，应是广东地方官员先在濠镜开辟市场，召诸国商人来居，以利其租税，而葡萄牙趁机混入，依仗其当时尽占东南亚各国之利，排挤他国而后独占。

二、《广东通志》中则这样写道：“嘉靖三十二年，舶夷趋濠镜者，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寻贿许之”。此说则称濠镜原为荒岛，是葡萄牙人以欺骗、贿赂手段得之后，逐渐侵夺的。

三、外国人马士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则称是葡萄牙人在1557（嘉靖三十六年）年，用贿赂手段在叫“阿妈港”的荒岛上建立棚舍、晒藏商物，以后逐渐占据的。近人周景濂在《中葡外交史》上也持此说。

四、明人王应鼎在《粤剑编》中，称该地原为各国商船停泊之处，所泊船只在交易完后，“入市毕，则驱之以去”，并不允许他们留居中国。但时间一长，葡萄牙商人便与当地官员厮混已熟，便乘“日久法弛，其人蚁聚蜂结、巢穴澳中矣”，而当地官员因贪图葡萄牙人每年交纳的巨额税金，故“利其入市，不能尽法绳之，姑从其便，”最终导致濠镜澳为葡人租住占据。

以上说法种种，今已难考其实，但有两条可以确定：一、葡人系用欺诈、贿赂等不光彩手段租住澳门的；二、骗住时间在嘉靖年（1522~1567）间。

葡萄牙人在澳门安下身后，仍想与明朝通贡贸易，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假称满剌加而向明朝入贡，明政府不允；他们又改称“蒲都丽家”（恐系“葡萄牙”一词的音译）来朝贡，又遭明朝识破，当场拒绝。可见，当时明中央政府对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一事并不知悉，纯是广东地方官员贪贿中饱、一手遮天所致。明朝腐败的政治，导致澳门的沦丧。待到后来，广州籍的举人卢廷龙进北京参加科举，向朝廷揭发此事，明政府也置若罔闻，不予理睬。

年间（1573~1620），葡萄牙灭亡吕宋，势力大增，南海海上航线已为其独霸，更加猖狂。他们在濠镜开始“筑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国然”⑩。不久，竟发展到拥众万余人，私建了城堡，还私容倭寇，以之为羽翼，狼狈为奸。广东地方官员，胆小的怕他们势力大，不敢过问；贪贿者还利用他们来搜刮钱财，复仇三千金遇爱三恶少表面上禁止而实际在暗中支持。尤其是两广都督戴执政的十三年中，葡人势力日渐壮大，终至养痈遗患。

但终明一世，葡萄牙人亦只是以金钱收买、贿赂来取得在澳门的居住权，并不敢肆意妄为。广东地方政府对他们仍行使统治权，其境内诸事仍归香山县统管，葡萄牙人犯罪，重大情节的由中国地方官员审讯，报上级政权机关后，会同澳门葡人官员共同惩处，葡人官员也只是出场陪衬一下而已。华人犯罪，葡人官员无权处置，一听中国政府。同时，明朝法律在澳门也得到执行。明政府甚至还专门针对澳门制订了法规，即万历四十二年（1614），海道副使俞安性所订之“五条禁令”，住澳葡人均视为有效法律，严加遵守。同时，明政府在澳门附近驻有重兵，时刻提防他们窜犯；并派人平毁葡萄牙人所建的防御工事，葡人亦不敢抗拒不行。明地方政府本着“申明约束，内不许一奸阑出，外不许一倭阑入，元启衅、无弛防，相安无患之为愈也”的宗旨，继续管理着该岛，葡人的权力，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不管怎样，葡萄牙人在中国领土上窃踞，终为中国的耻辱。而且葡人并非真心驯服，只是慑于中国国力的强大而不敢妄动。有一件颇能揭示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并非为求“通商便宜”的史例，发人深思。万历辛丑年（1601）九月，有两艘外国船亦来到澳门附近停泊，葡萄牙人见“其人须发皆赤、目睛圆，长丈许，其舟甚巨，外以铜叶裹之，入水二丈”，担心是来抢夺澳门的，就“以兵逐之”，将二艘外国船赶走。很明显，驻兵、擅自开战，这二件事都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是一种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

此后，明朝政局日乱；明亡后，清政府继续对澳门行使管理。直到1849年，中国仍拥有对澳门名义上的主权。鸦片战争后，葡萄牙趁清政府战败之际，武装驱赶中国驻澳官员，拆毁政府衙门和海关，并乘机将占领澳门半岛的范围逐步扩大到今日关闸一带，又分别于1851年和1864年武装占领凼仔岛和路环岛。1887年，葡萄牙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亦称《中葡北京条约》，强租澳门。直到1999年12月，方由中国政府收回。

注释

①②《粤剑编·志外夷》。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明史·佛朗机传》。

《粤剑编·志外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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