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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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国观（？-1641）韩城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授莱州推官。天启四年，擢户部给事中，数有建白。

崇祯即位后，薛国观奉命巡视北疆，严查将吏克扣兵饷事。后因先前曾附魏忠贤，被南京御史袁耀然弹劫，罢职归里。崇祯九年（1636)，任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后升任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户部尚书，进文渊阁；再加少保、吏部尚书，进武英殿。

韩城县城墙原为土墙，国观奏请朝廷批准，改砌砖城。薛国观在任期间，各地连年灾荒，义军四起，明王朝摇摇欲坠。为镇压农民起义，兵部尚书杨投客金融点评网嗣昌提出筹饷，即向农民加征。薛国观极力反对，提出助饷之议，即向皇亲国戚借款。助饷之议虽得到思宗批准，但因皇族极力反对，难以推行。不久薛国观被罢官还乡，后被拘回京都，下令自缢而死，并悬尸两日。后人有《相国薛公墨辩》，为其辩屈。

一踵体仁所为”的薛国观

薛国观，陕西西安府韩城县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历任户科给事中、刑科都给事中、礼科都给事中、太常寺少卿。此人不学无术，却善于钻营，因为“素仇东林”――一向仇视东林人士，为温体仁所赏识。温体仁罢官之前，秘密向皇帝推荐此人。朱由检虽然罢了温体仁的官，却并不怀疑他的“朴忠”，不加考虑，越级提拔薛国观为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成为中央政府的要员。显然，朱由检是把他当作温体仁的影子来看待的。

史家称他“素仇东林”，是恰如其分的刻画。他本来就是一个“阉党”余孽。崇祯初年清查“阉党”逆案时，他被列入“逆案漏网”名单中，是几十名漏网分子之一。天启年间担任户科给事中的薛国观，投靠魏忠贤，打击东林人士，先后弹劾操江都御史熊明遇、兵部侍郎萧近高、刑部尚书乔允升。崇祯初年清查“阉党”逆案时，遭到言官揭发，他为了转移视线，配合温体仁攻击钱谦益的行动，故意把水搅浑，诽谤沈惟炳、许誉卿“主盟东林”，与瞿式耜“掌握枚卜”（操纵阁员增补事宜），企图逃避对他的考察。这一计谋并没有得逞，正直官员纷纷对他进行弹劾，迫于舆论压力，他不得不辞官而去。

温体仁罢官之时，利用皇帝的“遭瘟”心理，巧施计谋，使得薛国观不仅再度出山，而且骤然高升，进入内阁。崇祯十二年（1639），刘宇亮罢官，他一跃而为内阁首辅，皇帝把他看作温体仁第二，对他信任有加，头衔愈来愈显赫，先是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继而是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他果然不负温体仁的托付，全力奉行没有温体仁的温体仁主义，用《明史・薛国观传》的话来说，就是“一踵体仁所为，导帝以深刻”――完全按照温体仁的既定方针行事，引导皇帝推行严苛的政策。

多行不义必自毙。此人过于奸诈，又不像温体仁那样善于伪装自己，皇帝对他，逐渐心生怀疑。

某日，皇帝接见薛国观，谈到官员贪婪的话题。作为内阁首辅，本应主动承担责任，然而过于精明的他没有一点自我批评，反而埋怨东厂和锦衣卫，说什么假如厂卫监督得力，官员怎敢如此贪婪？在一旁的东厂太监王化民对这种嫁祸于人的指责，怀恨在心，专门派人侦查他的阴私劣迹。他本来就是一个贪鄙之徒，接受贿赂已经成为家常便饭。王化民把薛国观贪赃枉法的种种劣迹，报告皇帝，使得他在皇帝面前失宠。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终于激怒了皇帝。由于内阁理财无方，导致中央财政入不敷出，薛国观为了摆脱困境，出了一个馊主意：向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借助”。所谓“借助”，就是要贵族官僚以“借贷”形式，捐献金钱，以解财政燃眉之急。他鼓动皇帝说，外廷官僚可以包在他的身上，至于皇亲国戚，非得皇上亲自出马不可。朱由检无可奈何地同意照办，于是他以皇帝圣旨的名义，首先在武清侯李国瑞（即朱由检曾祖母之侄孙）身上开刀，要他以“借助”名义捐献白银四十万两。当时的皇亲国戚都凭借特权发财致富，却毫无忧国忧民之心，李国瑞也不例外，犹如铁公鸡――一毛不拔，又不敢公然违抗圣旨，只得故意装穷：拆毁自家房屋，把家中杂物摆到大街上出卖，闹得满城风雨。这简直有损皇家体面，朱由检大为恼怒，下令剥夺李国瑞的爵禄，李国瑞惶惶然惊吓而死。然而“借助”之风愈刮愈烈，弄得皇亲国戚人人自危，破财消灾又心有不甘，于是乎造谣惑众：孝定太后（朱由检的曾祖母）在天上指责皇帝对外戚过于刻薄，要遭受天谴，皇帝的儿子行将夭折。这当然是谣言，但是蹊跷得很，朱由检的第五个儿子（朱慈焕）果然死去。这种意想不到的打击，使朱由检追悔莫及，为了向孝定太后有所交代，立即追封李国瑞七岁的儿子为武清侯，悉数退还李家上缴的金银。

经过这一挫折，朱由检对薛国观恨之入骨，只是不便发作。

把柄终于被抓住了。行人司官员吴昌时适逢决定升降的定期考核，唯恐薛国观忌惮他的复社身份，从中阻挠抑制，便去走后门通路子，重重地贿赂了一下。薛国观假意敷衍，答应考核时一定把他排在第一，可以提升为吏科给事中。可是走后门通路子的人太多，肥缺毕竟有限，薛国观只给吴昌时安排了一个礼部主事。吴昌时毕竟不是可以随意耍弄的等闲之辈，决计给薛国观一点颜色看看，串通密友东厂官员吴道正揭发：丁忧在家的侍郎蔡奕琛向薛国观行贿。朱由检立即要有关大臣审查此案，经办大臣没有摸清皇上要借此严惩薛国观的意图，作出了从轻论处的决定：薛国观致仕或闲住。朱由检心中大为不满，以为言官一定会上疏弹劾，不料言官们慑于内阁首辅的威权，多缄口不言。朱由检只得按照大臣们的决定，让薛国观退休回归故里。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薛国观误以为皇上对他还颇为眷顾，离京时摆出一副衣锦荣归的派头，装满金银财宝的车辆络绎不绝，招摇过市。东厂官员得知这一情况，立即逮捕薛国观的亲信，迫使他招供薛国观收受贿赂的一系列罪证。一时间满城风雨，事情闹得不可收拾，朱由检马上下令逮捕薛国观。关入监狱的薛国观，自以为有温体仁的特殊关系，一定可以从轻发落，在监狱中悠哉游哉。当监刑官进入监狱，准备宣布处死他的决定时，他还在酣睡。看到来人都身穿红色号衣，才猛然醒悟：大事不好，必死无疑了。仓促之间，戴着奴仆的小帽，狼狈不堪地跪下接旨。还没有等“赐死”的圣旨宣读完毕，他早已瘫软在地，下意识地不停叩头，口中已经不能出声。临终时叹了口气：“吴昌时杀我！”随即遵旨上吊而死。悬梁两日以后，才准许家属收尸。这样的下场，是薛国观无论如何不曾料到的，对他的一生而言，无疑是以喜剧开始而以悲剧告终。

薛国观所说“吴昌时杀我”，以及《明史》所说“（薛国观）罪不至死，帝徒以私愤杀之”，都只是对表面现象的观察。其实，温体仁之后的内阁首辅不能为国分忧，力挽狂澜，而热衷于结党营私，皇帝深为不满。薛国观不识时务，贪赃枉法，导致政局愈发混乱，他的死完全是咎由自取。不过朱由检大可名正言顺地定他“擅权乱政”之罪，而不必定他贪赃之罪，以至于留下同党为他鸣冤叫屈的口实（他的贪赃数额不足以构成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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