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夏金元时期的甘肃文化：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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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夏金元时期，甘肃境内诸多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不同民族文化相互影响。宗教信仰各有特色；以传统儒学思想文化为内容的学校教育得到传播与发展；文学艺术形式多样，内涵丰富；天文历法知识得以应用；造纸与印刷术有所进步；金、银、铜、瓷、玉器制作有较高的技术与工艺水平；居住、饮食、服饰、丧葬等习俗风情各异。这一时期的甘肃文化，呈现出民族性、地域性及多元化特征。
宋夏金元时期，甘肃境内的党项、吐蕃、回鹘、女真、蒙古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各有特色，、吐蕃、回鹘、蒙古等均以佛教信仰为主，而伊斯兰教、道教、景教、萨满教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信奉。这些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甘肃地区宗教信仰的多元化。

一、西夏时期佛教在河西的传播

西夏建国之前，特别是在兴州（治今宁夏银川市）党项政权较稳定的李德明时期，佛教就已得到传播，并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西夏奄有整个河西地区以后，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政治、军事的控制，采取措施使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并竭力振兴佛教，使佛教在河西地区得到传播与发展。

（一）西夏佛教分布的新格局

元昊立国之初，为了发展佛教，开始大兴佛教建筑。但这时佛教发展的中心只是局限在兴庆贺兰一带，河西地区尚未顾及。随着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盛，党项统治者要用佛教作为统治思想之一，因此对佛教大力提倡，于是，在夏崇宗乾顺、仁宗仁孝时期，西夏佛教发展达到鼎盛阶段。佛教中心开始由兴庆贺兰地区向西扩展到河西地区，寺院林立，僧人众多，形成了以河西地区的甘、凉、敦煌、安西为中心的西夏佛教分布的新格局。

1.甘、凉、敦煌、安西佛教中心

凉州（治今甘肃武威市凉州区）是夏国的西凉府，位居辅郡，地处要冲，历来佛教浸盛。西夏时，这里党项、汉、吐蕃等族人民杂居一地，寺院广布。

护国寺是凉州的一个著名寺院，西夏天民安四年（1093年），由崇宗乾顺及皇太后发愿，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重修寺内因地震受到破坏的感通塔，同时修缮寺院，第二年完工后立碑庆赞，这就是著名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也是保存至今唯一的西夏时期佛教石刻。另外，圣容寺、崇圣寺也是凉州的重要寺院。

甘州（治今甘肃张掖市甘州区）位于河西走廊的中心，是“故甘泉之地，居中国西鄙，佛法所入中国”之地，西夏时期为番和郡，是党项、吐蕃、回鹘、汉等民族的杂居地区，民众信仰佛教，寺院众多。

卧佛寺，又称大佛寺、宏仁寺，是西夏时期修建的众多寺院中迄今仅存的一座。据明宣宗《敕赐宝觉寺碑记》及《西夏书事》卷31记载，卧佛寺兴建于乾顺时期的夏永安元年（1098年），贞观三年（1103年）赐名为“卧佛寺”，元代改称为“十字寺”。后明永乐九年（1411年）重建，赐名“宝觉寺”，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敕名为“宏仁寺”，历代多次扩建重修。

除卧佛寺外，还有如崇庆寺、诱生寺、禅定寺、崇圣寺等其他寺院。

河西走廊西端著名的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历来为佛教重地。自大庆元年（1036年）西夏占领此地后，崇信佛教的统治者耗费巨大的人力资财，使莫高窟、榆林窟又成为西夏佛教信仰的圣地，形成了西夏敦煌安西佛教中心。西夏占领敦煌地区近二百年，是此地始建佛窟以来统治最久的王朝。西夏时，这里不仅有佛像，还有寺庙，鸣沙山中多有佛像、精舍、圣人住处，被誉为“世界圣宫”。在敦煌、榆林两窟群总共五百多个洞窟中约有五分之一是西夏洞窟。除此之外，在莫高窟附近的东千佛洞、西千佛洞、酒泉的文殊山石窟、肃北的五个庙石窟中都存有西夏修建的洞窟。

2.河西僧人与礼佛活动

在以佛教为主要信仰的西夏国内，寺院林立，僧侣众多。河西地区僧人的民族成分与西夏社会的民族构成相适应，具有多民族性。党项僧人占有很大比重。如在莫高窟活动过的嵬名智海、杂谋惠月、播氏愿月成及参加修建护国寺感通塔的令介成庞等均为党项人氏。西夏境内有大批信仰佛教的吐蕃居民，而河西地区则为吐蕃人的主要聚集地。西夏后期，罗太后所作的大法会上，发愿“度僧西番、番、汉三千员”。其中首先提到的西番即吐蕃僧人。甘州曾是甘州回鹘牙帐所在地，又是西夏佛教的中心，此地修建了许多寺院，所以河西僧侣中当有许多回鹘僧人。此外，已经党项化的鲜卑人也信仰佛教，河西僧人中有他们的代表，如榆林窟29窟绘有供养像的西壁智海，夏仁宗仁孝时期参加过译经活动的鲜卑宝源，均为鲜卑族僧人。在莫高窟画有供养像的梁惠觉、吴惠满等则是汉族僧人。

西夏时期汉文与西夏文题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礼佛活动。题记内容分为三类。一为重要佛事活动的记载。榆林窟15窟、16窟汉文题记记录了西夏早期一次为期40天的佛事活动，莫高窟443窟汉文题记记录了西夏晚期一次为期一月的佛事活动。二为西夏僧俗人众前来朝山礼佛、诵经念咒、烧香求愿、修整寺庙等佛事活动及功德善事的发愿文字。莫高窟285窟西夏文题记夏崇宗雍宁乙未二年（1115年），普通党项族百姓“八人同来行愿，当来山寺庙烧香”。榆林窟25窟西夏文题记记一个名叫酩布觉的信徒“弃除榆林寺庙中沙”。三为供养人题记。西夏统治者不仅重视这一佛教圣地，而且还在这里为自己绘制供养人像，以求流传久远，佛祖永久赐福。榆林窟29窟内室西壁上、下两层绘有当地一个贵族家庭成员的供养人画像，像前各有西夏文题记，记其身份和人名，男供养人为瓜州监军司和沙州监军司官员。这些均成为研究西夏历史、地理、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珍贵资料。

（二）河西佛经

河西是西夏佛教传播的主要地区，因而这里佛经数量最多，其中主要是西夏文、汉文、藏文、梵文四类经文。

1.西夏文佛经

现已发现的西夏文佛经近400种1000多卷，包括经、律、论三藏，大小乘均有，绝大多数译自汉文大藏经、藏文佛经，也有西夏人自己编写的。甘肃出土、收藏的西夏佛经较多，敦煌莫高窟，武威天梯山石窟与小西沟岘修行洞、亥母洞，永靖炳灵寺石窟，华池双塔以及兰州、定西、临夏等地都有，种类繁多。重要的有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金书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以及武威出土的西夏佛经等。

1959年3月，在莫高窟宕泉河东岸一座小塔中发现了三件西夏文佛经，其中两件是图解本《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简称《观音经》），是木刻雕版梵本。西夏文《观音经》，是夏崇宗乾顺时期（1087～1139）以汉文佛经为蓝本译成，但不是按照汉文经的字面翻译，而是根据经文的意思，加以认真理解，融会贯通，而后按西夏语法和习惯用语与写法进行翻译，改正汉文经中的一些不确切的汉字、用词和词序，与汉文经有诸多不同。其译经水平高、通俗易懂，是我国早期雕版图解本佛经的重要物证之一，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大方广佛华严经》是经藏华严部佛经之一，是经紫青纸，用泥金字书写西夏文楷书，经折装，现存八页，是该经卷第十五《贤首品第十二之二》的部分偈语。西夏的金书佛经极为罕见，此经文是新品类，且书法精美，至今色泽如新，非常珍贵。

1952年，武威城南的天梯山石窟中发现一批西夏文佛经，佛经有写本《妙法莲花经》、陀罗尼和发愿文。雕版印本有《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大般若经》、《三胜之说缘》等。其中重要的有五件。一是发愿文吴雪雯近况；二是一佛经残页，从内容上看可能是《大般若经》的《圣观自在菩萨一百八名经》，上有题款；三是《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下卷》，有题款“奉天显道耀武宣文圣智睦懿恭皇帝”；四是《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五是藏文印经残片。这里发现的译自藏文本的西夏文佛经《佛母大孔雀明王经》比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同一部佛经更为精确，它把国图本的“神咒”全改译为“明咒”。夏仁宗的尊号为“奉天显道耀武宣文圣智睦懿恭皇帝”，比通常所见的少了“神谋”、“制义去邪”六字。说明这批佛经是夏仁宗在位的前三年印写的，这是研究天梯山石窟佛经的时间与夏仁宗尊号演变的惟一的重要资料。

1972年，在甘肃武威张义乡下西沟岘西夏修行洞出土的西夏文佛经中，有夏仁宗天盛、乾的明确纪年。其中，印本《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是夏仁宗印施十万册的那一部，纸张洁白、柔软、细密，雕印文字工整秀丽，墨色润匀，质量上乘，是西夏印经的代表作。印本千佛名经，雕有许多小千佛，脸涂红色。还有乾乙巳年（1185年）二月的施经发愿文，是皇帝、大臣所施的佛经。写本有《文殊师利行愿经》、《妙法莲华心经》与圣观自在菩萨说法及称颂圣观自在菩萨的颂语等。还有两面写字的西夏木文牍，正面写有施食经过和陀罗尼，背面写陀罗尼“咒言者……向顺心经……”。这是边施食放生，边念佛教咒语的具体仪式，也是国内外西夏文献中仅见的，是全国发现最早的西夏木牍。鸠摩罗什所译《妙法华》后来传到西夏，在乾顺时代完成了西夏文的翻译，并在西夏得到广泛传播。甘肃武威下西沟岘出土有《妙法华》与《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残页。仁宗乾二十年（1189年）印行散施的《妙法华》之第二十五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就有五万册，是西夏发行量最大的西夏文佛经之一。

2.藏、梵、汉文佛经

19世纪初，科兹洛夫等从黑水城劫走的约8000种西夏文刊本和写本，其中大部分是佛经，也有少量译自藏文、梵文。斯坦因在黑水城遗址也掘得藏文残本多页。甘肃武威下西沟岘西夏禅洞中与多种西夏文物同时出土的还有藏文佛经。据西夏文法典《天盛鼎立律令》和一些发愿文可知，在西夏境内也翻译和使用藏文佛经，但迄今发现的极少，甘肃境内发现有少量残页。在天梯山石窟发现一页藏文印经残片，是西夏时期藏文雕版佛经，是极为罕见的珍品。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有一页西夏文残经，记载“发愿译者，甘州禅定寺庙□僧正律法师讹端，禅定众法堂□正于正法师堂译癸巳年御正月十五日”。残经使用了藏文佛经才有的专门术语，可知此经译自藏文，题款表明由甘州禅定寺高僧译，癸巳年即夏仁宗乾四年（1173年）。由此可以推断，甘州在西夏时期可能是翻译藏文佛经的一个中心。

1977年，甘肃武威林场西夏墓中所出土的木椽塔上写有数种梵文经咒。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不知名称的西夏文经典的第一页第一行和第四行有变体的梵文字，文中西夏文记有“梵语、回鹘语、番语、藏语、汉语、女真语”，把梵语列于首位，显示其在诸种语言中的地位高于其他。据某些佛经发愿文记载，有梵文本佛经存在于西夏，但现在只见到甘肃出土的梵文陀罗尼和梵文石刻。在永靖炳灵寺石窟发现一批墨书西夏文陀罗尼和一页墨书藏文陀罗尼，这页藏文陀罗尼与部分西夏文陀罗尼恰好是对应的，音读基本相同，是罕见的研究西夏语言的珍贵资料。

汉文佛经，不仅文献记载有从输入的“六大藏”，而且西夏人也全部或部分地雕印、抄写过。已发现的有八九十种，多有明确纪年。

二、甘肃吐蕃尊崇佛教

两宋时期，散居于河西、陇右地区的吐蕃对佛教的信仰炽热虔诚。

宋岷州《广仁禅院碑》记载了吐蕃人的“佞佛”。“西羌之俗，自知佛教，每计其部人之多寡，推择其可为奉佛者使为之”。“自知佛教”说明佛教在这里流传甚久，尊崇佛教已成为当地习俗。吐蕃人“好诵经”，其诵经方式也很独特，“其诵贝叶傍行之书，虽侏离□舌之不可辨，然其音琅然如千丈之水赴壑而不知止”。而秋冬之间，则“聚粮不出，安坐于庐室之中，曰坐禅”。岷州（治今甘肃岷县）地区吐蕃佛教僧侣这种独特的诵经与坐禅方式，显然是受汉地禅宗北宗的影响。

吐蕃人信佛而不守戒律。吐蕃佛教正处于吐蕃佛教的后弘期，正适密宗戒行废弛之时，“虽然其人多知佛而不知戒，故妻子具而淫杀不止，口腹纵而荤酣不厌”。吐蕃僧人生活腐化，公开娶妻生子，酗酒耽食，淫荡自恣，身为厮论辅的宗哥僧李立遵曾“娶蕃部十八女为妻”。直至宗喀巴时，为了整治流弊，进行宗教改革，创立新噶当教派（即黄教）。

吐蕃人兴修佛寺以示礼佛。宋天圣三年（1025年）十月，秦州蕃部军主策拉等人“请于来远寨置佛寺，宋朝立即答应。当时西凉府的洪元寺、大云寺两座寺院都需修饰。景德元年（1004年）正月，为了修缮洪元寺，潘罗支向宋朝“乞给工匠及赐金碧绢彩修缮”，而宋朝以路途遥远为由拒绝派遣工匠，而仅赐以物品。洪元寺的修缮在潘罗支时代没有完成，而由其弟厮铎督继续。景德二年（1005年）二月，厮铎督“又贡马求易金彩修洪元寺”，宋朝“诏如所求赐之，还其马值”。潘罗支在修缮洪元寺的同时，又请宋朝出资修缮大云寺，更充分反映了西凉府吐蕃对佛教的尊崇。据《宋史・吐蕃传》载：凉州“郭外数十里，尚有汉民陷没者耕作，余皆吐蕃。其州帅稍失民情，则众皆啸聚。城内有七级木浮图，其帅急登之，绐其众曰：‘尔若迫我，我即自焚于此。’众惜浮图，乃盟而舍之”。由此可见吐蕃人对浮图的爱护胜于一切，为了防止佛塔被烧，吐蕃人只得宽恕了州官的过失。州官正是利用吐蕃部民尊佛惜浮图的心理保护了自己。

宋代吐蕃对佛教的崇敬，不仅是他们“佞佛”之俗的表现，也是民族文化的象征。

三、河西回鹘信奉佛教

回鹘人最早以萨满教为国教，公元8世纪中期以摩尼教为国教。9世纪中期，漠北回鹘的一支迁到今甘肃河西地区，并以甘州为牙帐，建立甘州回鹘政权。河西地区历来佛教兴盛，敦煌莫高窟、榆林窟为佛教圣地，这里久盛不衰的佛教文明对迁来的回鹘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其由信仰摩尼教转而信奉佛教。

早在五代后梁时期，甘州回鹘统治者就已尊崇佛教，写于911年的敦煌文书P.3633《沙州百姓致甘州回鹘可汗一万人状》中说甘州回鹘“天可汗信敬神佛，更得延年，足具百岁”。甘州回鹘的重佛在河西地区的诸多石窟中均有反映。莫高窟第61窟回鹘公主供养像题名为“姊甘州圣天可汗公主一心供养”，并有一列回鹘装女供养人像。第100窟也有回鹘公主题名“女甘州回鹘可汗国天公主一心供养”，并绘有回鹘夫人出行图。在酒泉文殊山石窟中也有不少的回鹘文供养人题名。宋人洪皓在《松漠纪闻》中形象生动地记载了河西回鹘人笃信佛教：“回鹘自唐末浸微……甘、凉、瓜、沙旧皆有族帐，后悉羁縻于西夏，惟居四郡外地者，颇自为国，有君长……奉释氏最甚，共为一堂，塑佛像其中。每斋必羊，或酒酣，以指染血涂佛口，或捧其足而鸣之，谓为亲敬。诵经则衣袈裟，作西竺语，燕人或俾之祈祷多验。”其中羊、饮酒并以血涂佛口等习俗，是受藏传佛教的影响，显然与吐蕃长期统治河西有关。

沙州回鹘也笃信佛教，尽管史书记载较少，但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石窟保留的23所沙州回鹘开凿的洞窟，证实了那个时期回鹘佛教的繁荣。这些石窟有莫高窟第97、148（甬道及后室局部）、207、237（前室、甬道）、244（甬道）、245、306、307、308、309、310、330、363、399、409、418窟；榆林窟第21（前室甬道）、39窟；西千佛洞第4、9（甬道）、10（甬道）、12、13窟。洞窟中常可见到许多回鹘王、王妃、王子与贵族官僚的画像，如榆林窟39窟的回鹘王室人物列像，莫高窟409、237、148窟中的回鹘可汗像，都清晰可辨。若再仔细甄别，还可找到新的回鹘洞窟，莫高窟65、430等窟也颇具回鹘画风。敦煌出土了很多回鹘文佛经写本，著名的有回鹘文《善恶两王子的故事》、《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阿毗达磨俱舍论》、《阿含经》等数十种。

河西回鹘亡于西夏后，回鹘僧人又在西夏佛教传播与译经中作出了贡献，演绎了宋朝赠送的《大藏经》。甘州回鹘政权灭亡后，李元昊在兴庆府建高台寺及诸浮图，“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字”。福圣承道三年（1055年），皇后没藏氏建承天寺，“延回鹘僧登座演经，没藏氏与谅祚时临听焉”。夏拱化五年（1067年），西夏向辽“遣使进回鹘僧、金佛、《梵觉经》”，而此经“系回鹘僧所演，历二十年乃成”。天民安六年（1095年），西夏又向辽朝进献回鹘僧所演绎的《贝多叶经》。

四、藏传佛教在甘肃的传播

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萨班与蒙古皇子阔端在凉州会晤后，成功地解决了西藏归属问题。从此，西藏宗教领袖与蒙古王室建立起直接的联系，萨迦派占据藏传佛教的主流地位。蒙古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采取了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而对于佛教则尤为重视。

（一）阔端皈依佛教

萨班与阔端的“凉州会晤”，不仅在民族关系史和藏族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在藏传佛教史上也占据重要地位。萨班的凉州之行和“凉州会晤”使阔端等蒙古王室皈依佛教，虔诚崇佛，使藏传佛教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萨迦班智达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教主，他佛学知识渊博，以精湛的佛理征服了蒙古贵族。据《萨迦世系史》记载，在萨班到达凉州之前，阔端身边已有几个藏族僧人，但由于他们的佛学知识不甚精通，因此在举行祈愿法会时，是由也里可温的蒙古萨满教的巫师萨满坐在僧众上首。萨班至凉州后，向阔端介绍佛教教义，使阔端对佛教教义更加明了，萨班也以他精湛的医术医治好了阔端的疾病，这一切赢得了阔端的尊敬，于是萨班成为阔端“祭天的首席长老”与“上师”。萨班来到凉州后的主要活动是弘扬佛法，讲授佛理，显赫一时的蒙古皇子阔端及其蒙古贵族大臣彻底被萨班所弘扬的佛教所征服。

阔端的皈依，使藏传佛教在元室风靡一时。元成宗大德（1297-1307）以后，元王室同西北诸王之间的战争平息，进入和平稳定的新时期，皇室贵戚生活更趋奢侈，崇拜藏传佛教的风俗习惯更加风靡，至元英宗、泰定帝后，几乎到了举朝痴狂的境地。

（二）藏传佛教寺院

元朝是藏传佛教的重要发展时期。由于萨班与八思巴等高僧大德在甘肃的频繁往来，使藏传佛教在甘肃地区得到传播。

1.河西地区的佛教寺院

西夏亡国后，原属西夏辖区的河西地区佛教仍然盛行。据《安多政教史》所载，河西地区的凉、甘、肃州佛教寺院众多。

（1）凉州地区佛寺

凉州地区佛寺主要有由萨班主持改修、扩修的四座寺院，即百塔寺、海藏寺、金塔寺（灌顶寺）、莲花寺。

百塔寺，藏语称为夏珠巴第寺，意为东幻化寺。相传寺内有大塔一座，周围环绕小塔99座，故名百塔寺。萨班在这里居住五年，“讲授了许多甚深妙法”。萨班护持法座35年，于70岁、阴铁猪年（1251年）十一月十四日在这里圆寂。

海藏寺，据汉、藏文记载，前凉时已建有灵均台，建寺时间不详。据《安多政教史》记载，“萨迦班智达在此处曾讲经说法，大转法轮。”该寺藏有汉地版的《甘珠尔》大藏经等，显然这是萨班讲授佛教教义、行医治病之处。

金塔寺，又称为灌顶寺，该寺规模宏伟，寺庙正中的释迦牟尼像是萨班所修建的。

莲花寺，是“萨迦班智达广授显宗佛法的地点”，也是萨班妹索巴让摩圆寂之地。

金刚亥母寺，又称为蛤蟆洞，此寺不列入凉州四寺之内。

大佛寺（即天梯山石窟），寺内有一尊高30米的释迦如来造像，左右各有三尊雕像。

天堂寺，原是唐宪宗元和（806-820）年间吐蕃人兴建的苯教寺院“阳庄寺”，后毁坏。元初，在蒙古统治者支持下，萨迦派得到当地群众的信仰，于是在阳庄寺的基础上建起萨迦派寺院。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西藏噶举派僧人噶玛・若贝多吉赴京途经此地，在当地群众要求下，在寺前平地扎西滩建造108座镇龙佛塔，故此地名为“塔滩”，藏语称为“乔典堂”，汉语音译为“朝天堂”，故称为“天堂寺”。于是该寺也改宗为噶举派寺院，后再度毁于兵燹。是此地重要的寺庙。

极乐寺，藏语称“嘉尔多贡曲科尔达吉朗”，又名“大湾寺”。此寺初建于宋朝，是一座规模较小的噶举派寺院。南宋淳四年（1244年），萨班赴凉州后，便将该寺扩建成规模较大的萨迦派寺院。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西夏佛教噶举派黑帽系活佛噶玛・若贝多吉赴京途中，至该院弘法，于是寺院改宗噶举派。

（2）甘州、肃州佛寺

马蹄寺，位于今张掖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以其右侧石岩上有格萨尔王马蹄的遗迹而得名，藏语称作噶丹旦曲林寺，由琼察格西拉丹修建。在裕固地区有巴达霍尔禅院，蒙古语称作夏拉吾尔格，意为“黄色帐幕”，“吾尔格”一字后被讹传为“裕固”。

这里还有霍尔禅师修建的扎西曲林寺，洛瓦昂索的佛殿，夏仲的佛殿，海寺静修庵，苟夏仲修建的浪嘉寺院，曲结阿旺罗桑修建的唯仁静修庵，霍要尔爱克静修庵，索嘉喇嘛修建的马头寺等众多小寺院。

大佛寺，系肃州最有名的佛寺。这座佛殿曾被焚毁，文殊菩萨像失踪。萨迦班智达来后，率领人们在北边的一座山脚下，找到了文殊菩萨像。至元世祖时，修建了新佛殿，建造了三世诸佛、十六尊者等像，做了开光安神仪规，并修建了一座小寺院。这座佛殿以后屡经修建，成为一个规模宏伟的经堂与佛教传授的重要场所。

2.其他地区佛寺

元朝时期，甘肃其他地区也有众多佛寺。甘南地区的佛教寺院主要有以下几所。

卓尼寺（藏语称噶丹谢珠林，亦名定增达吉林），又名禅定寺。至元六年（1269年），八思巴应蒙古大汗忽必烈之请赴京城就任帝师，途经这里，认为宜于建寺，于是派他的弟子萨迦格西前来勘定地址，颁布修建神殿等措施和颁发需用的物品。据说“曾看见这个地方有一棵稀奇的马尾松，乃将寺院之名命为卓尼”，并使寺院改宗萨迦派。

知知寺，全称为“知知寺夏珠格培朗”，因八思巴大师来安多地区时，此地连年灾荒，民不聊生，自寺院创建后，这里变得和平安定，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们为感激八思巴之恩而取名为“知知寺”。这座寺院建立较早，据《禅定寺志》载，南宋淳六年（1246年），萨迦班智达应阔端邀请赴凉州途经这里而兴建。

圆城寺，位于临潭县流顺乡，原是元世祖为战争中死亡的生灵祈祷忏悔而兴建的108座梵刹之一。明朝时，又称为“侯家寺”。

电尕寺，又名跋嘉电尕寺，藏语称“跋喜囊贡奥贡”，意为“跋喜上下寺”。有上下二寺，分别称为“闹贡毛寺”与“闹吾毛寺”，位于迭部西北电尕乡北面的台地上。该寺原是八思巴的四大弟子之一、迭部人跋喜绕巴在13世纪中期所建。

岔道尔寺，又称为阎家寺，位于临潭县龙元乡阎家村。据《安多政教史》载，该寺建于元世祖时期（1260-1294），原系卓尼五大寺之一。该寺尤重对胜乐金刚（又称为上乐金刚，是五部金刚大法体尊之一）、密集金刚（阿佛的化身，宗喀巴的守护神）和怖畏金刚的修持和供食，并以多出名僧而闻名藏区。

嘎达寺，藏语称“珠亥贡”，意为石山上的寺院，位于连城土鲁坪尾部之石屏山上。时，修建寺院。宋朝时，佛道两家在这里居住，竞相修造庙宇。元朝初期，萨迦班智达前往凉州途中，于南宋淳六年（1246年），在这里亲自主持扩建为萨迦派寺院，赐名为“乔嘎朗”。

（三）元朝甘肃的刻、译经活动

元朝时，统治者在西夏故地设置西夏、中兴、河州等处军民总管府，这些机构实际上是受掌管全国佛教事务的总制院管辖。元朝统治者也做了一些保护佛教、刻印佛经等功德善事，进行了礼佛活动。

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元代曾途经西夏故地，他记述了这一地区的居民多崇拜偶像教（即佛教）。偶像教徒自有其语言，境内有不少寺庙，其中满布种种偶像，居民虔诚供奉，可见西夏时期，这里佛教盛行。甘肃河西走廊是马可・波罗的途经之地，必然也是他描述的佛教传播地区。公元1348年，速来蛮西宁王及其眷属在敦煌莫高窟建立了一块莫高窟造像碑，碑上的六字真言用汉、梵、藏、八思巴、回鹘、西夏六种文字刻成，说明直到元末，党项人的后裔在河西仍有佛事活动。莫高窟265窟汉文题记载“大元西夏寺住僧人十五人”，证明元代在莫高窟仍有西夏僧人的寺庙。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永昌路的达鲁花赤、党项人善居为自己家族立了一通《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将士郎云南嵩明州判官段天祥撰写碑文，圆通慈济禅师、肃州在城洪福寺住持定慧明书丹，这就说明元朝河西走廊的西夏后裔有较大势力，他们与佛教寺院有密切关系。

元世祖忽必烈时，曾下令雕刻河西字大藏经。河西字即指西夏文。元代一共印了190部西夏文佛经，这样多的佛经施放于何处？藏于日本的《大宗地玄文本论》卷3发愿文记载：“施于宁夏、永昌等寺院，永远流通。”又据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西夏文佛经中的木押捺印记所载：“僧录文福大师管主八施大藏经于沙州文殊舍利塔寺，永远流通供养。”河西永昌、沙州等地都是原西夏佛教传播的重要地区，佛教在河西地区仍然是当地居民的主要宗教信仰。元朝支持并且花费相当大的人力、财力，在这里大量散发西夏文佛经，在笼络党项上层、安抚党项民族、稳定河西地区局势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从而有利于元朝统治的巩固。

五、伊斯兰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的传播

（一）西夏的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

道教是中国本土创造的宗教，自以来，特别是唐宋以来，中原王朝的许多皇帝、大臣以及人民群众都笃信道教。汉人是西夏境内重要的民族构成，他们信奉神仙方术，西夏国的主体民族党项人固有的自然崇拜、鬼神观念以及巫术、占验等活动，与道教有许多相通之处，因而比较易于接受道教的教义与法术。佛教中所含有的占星术和星宿尊神信仰，也与道教相通。甘肃境内的西夏道教文物，反映出西夏道教在甘肃的发展状况。五个庙石窟壁画《炽盛光佛图》中有道教内容。在佛教遗物中可以发现道教的一些资料，天梯山石窟的发愿文讲到龙鬼、星宿之事；张义乡小西沟岘西夏修行洞出土有占卜辞，医方中有“要面向东方服药”的巫术色彩；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出土的木板画有“大关”、“大六”、“蒿里老人”、“南陌人呼北陌人”等题款；死后停棺两年多占卜吉日后再埋葬的习俗等，都含有道教的某些因素。这都充分说明道教在甘肃的发展。

西夏时期，在沙州、甘州、凉州地区与佛教并行的还有伊斯兰教。中国古代与波斯帝国有着友好往来，在丝绸之路的一些城镇，如吐鲁番、敦煌、天水、陇西、成县、临夏、兰州、西安等地，均有波斯银币出土。唐宋时期，许多波斯、阿拉伯人作为使臣、商人经过丝绸之路来到西北与中原内地，出使或经商，使伊斯兰教在这些地区流传成为可能。13世纪70年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途经西夏故地沙州（治今甘肃敦煌市）时，称当地“并有回教徒”。经过甘州（治今甘肃张掖市甘州区）时，居民有“回教徒”。在凉州（治今甘肃武威市凉州区），马可・波罗见到当地居民有三种，除了偶像教徒（即佛教徒）和许多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外，还有一些“回教徒”。从马可・波罗的记载可以看出，西夏时期，伊斯兰教已在甘肃的凉州、甘州、沙州等地传播，但其势力、影响与规模远不及佛教与道教。据《肃州新志》载：“骆驼城址……俗传宋时有回回据此城。”又载：“肃州城西一百六十里，在关西九十里，有回回三大冢。”显然，西夏属地的肃州、沙州有回回人在这里居住，伊斯兰教在这里流行。14世纪初，拉施特在《史集》中追述西夏地区伊斯兰教传播情况时说：“唐兀惕乃一幅员广阔的大国，在汉语中它被称为河西……在该国中有二十四座大城，该处居民大多数为木速蛮，但他们的地主和农民乃为偶像教徒。”“唐兀惕地区的所有那些军队和居民都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

西夏时期，基督教也在甘肃的凉州、甘州、肃州、沙州等地传播。《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了西夏唐古忒省的宗教信仰状况，沙州“亦稍有部分聂斯托里派之基督教徒若干”。凉州有三种居民，其中一种为“若干聂斯托里派之基督教徒”。甘州城居民也有一部分“基督教徒”，基督教在该城建筑了三座宏伟壮丽的教堂。肃州也有基督教徒。

（二）河西其他宗教

甘州回鹘以及沙州回鹘都奉行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对佛教之外的摩尼教、景教、道教等其他宗教均不排斥。

早在回鹘人西迁之前，摩尼教就在天山南北传播，西迁到西域地区的回鹘人起初仍信奉摩尼教，特别是在高昌、于阗，摩尼教流行的时间更为长久，而地处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的回鹘人也深受其影响。甘州回鹘汗国时期，王室、贵族和部分回鹘人仍信奉摩尼教，当时沙州有专门的摩尼寺。10世纪时，甘、沙州回鹘汗国的遣使中就有摩尼法师。早期的回鹘佛教译经常带有摩尼教影响的痕迹，如伦敦所藏敦煌本回鹘文《天地八阳神咒经》就带有十足的摩尼教的烙印，经中的“光明智”与摩尼教的“光明智”的理念是基本一致的。有些回鹘文佛典把“梵天”称作“埃孜卢亚”，“帝释”被称为“奥尔穆斯德”，这些均说明佛教与摩尼教在一定范围内相互渗透，使佛教也浸染上摩尼教的色彩。

除了佛教、摩尼教之外，甘肃境内也有景教流行。景教即基督教的聂思脱里派，早在7世纪就传入西域，回鹘迁到西域后，有部分回鹘人信仰。意大利人普兰诺加宾尼于1246年奉使到过蒙古国都城哈剌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其在出使报告中说：“畏兀儿人是聂思脱里教派的基督徒”，“现在他们已退向戈壁沙漠以南，退到吐鲁番和哈密绿洲，成了佛教徒和基督徒”。《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马可・波罗从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一直到肃州（治今甘肃酒泉市肃州区）、甘州（治今甘肃张掖市甘州区），居民中信仰景教的还是不少。这在敦煌文书中也有所反映，粟特语的基督教文书中就有回鹘化倾向的术语，有的回鹘文文献中出现“约翰”、“伊斯哈克”等基督教徒常用的名字等。

道教在甘、沙州回鹘中也有一定影响。在回鹘文书中，多次提到“道人”，如“沙克斯道人”、“基文道人”、“库文道人”、“法师道人”、“仲云小道人”等，说明回鹘人也有信奉道教的。回鹘人也信奉祆教，S.2241汉文《甘州回鹘公主君者者致沙州司空曹元忠夫人谢启》，述及他们游玩祀神时的情景：“夫人与君者者沿路作福，祆寺燃灯。”这充分说明甘州、沙州回鹘也信奉祆教。

（三）元朝时期道教在甘肃的传播

元朝建立后，由于疆域辽阔，民族成分众多，信仰各异，于是元朝政府采取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各种宗教都得到发展。在元朝宽松的宗教氛围下，道教徒也在甘肃传道布教，兴建了不少道教宫观。

宋末元初，全真道已传至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市秦州区），并先后建有三个道观。南宋淳（1241-1252）初，全真教道士李志坚、董志希至秦州伯阳茅谷，结草为庐，修身养性。茅谷即春秋时七茅飞升之地。李志坚至此地后，于壬戌之秋（1262年），集信士，依旧址构建了殿堂，塑法像，并选石镌刻圣号，是为七真观。碑石落款为“中统三年孟冬中旬日终南灵冲子李志坚、黄冠张知和立石”。这是全真道士在秦州的最早记载。

玉泉观，位于天水市西北天靖山麓。元至元八年（1271年），道教全真派创始人长春真人丘处机的徒裔梁志通发现此地。数年后，蒙生“崇其圣教，建庙而报之祀”的愿望。于是，梁志通师徒与当地众人“削垂崖，芟夷荆棘”，终于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在这里建起太上殿，“事五祖七真”。又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又建玉皇殿、道院，使玉泉观初具道观规模。后经元、明、清三代逐渐扩建，成为拥有以三清殿、玉皇阁为主的大型的道教建筑群。寺内有梁志通的诗碣和明嘉靖时的秦州牧用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的草书刻立的诗碑，极为珍贵。

玉阳观，位于秦州关子乡半坡山。据元至顺三年（1332年）《秦州玉阳观碑铭》载：“秦州不远百里有玉阳观者，陈公志隐开基之肇也。”元中统时，全真道王处一（玉阳）的嵛山派弟子王志宗之徒陈志隐至此筑庵修道，后见其地有山如削，有水萦回，竹木花卉，馨然有致，极为幽雅，而且相传王重阳的弟子王处一曾在这里修行，便萌生兴建道观之愿望。于是师徒联合众乡邻开基修建。陈志隐去世后，马守贞偕徒继续兴工。数年后，建成一处拥有殿房40余楹的道观，取名为“玉阳观”。

临夏万寿观，是大德六年（1302年）始建以及后来继续兴工的。成县金莲洞，又名华阳洞，元贞二年（1296年）至大德六年（1302年）间，道士刘道通、罗道隐募资建奉真殿、正空楼、藏经阁。明永乐元年（1403年），张三丰在此养真，有明朝官员的诗为证。临夏市的“飞扬仙院”，因元代郭飞扬在此修炼而得名，改为万寿观。

金元之际，巩昌（治今甘肃陇西县）是政治中心之一，官衙多，寺观也多，仅道教就有七真观、玄都观、紫霄观、三灵侯观、玉清宫、关侯庙、府隍庙等。其中玄都观虽始建于宋，但元代两次大修，至今保留有书写的大型匾额“大玄都万寿宫”，是珍贵文物。

这些道教宫观的兴建，正是道教在甘肃传播、发展的具体表现。

宋夏金元时期，甘肃境内民族宗教信仰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党项、吐蕃、回鹘、女真、蒙古等民族以佛教信仰为主，而伊斯兰教、道教、景教、萨满教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信奉。对宗教的尊崇，致使寺观林立，刻译经兴盛，宗教信仰具有鲜明的地域与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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