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鼎盛时期的经济和文化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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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经过雍正、乾隆两代皇帝之后，社会经济又有了长足的发展。
明朝崇祯时期（1628 1644），全国耕地最大面积是7 837 000多顷，乾隆三十一年（1766），极不精确的统计，耕地面积即已差不多达到这个数字，到嘉庆十七年（1812），竟超过了这个数字77 727顷。人口方面，顺治末年，全国人口统计数字还不到2 000万（其中也有隐瞒的），而乾隆末年则达到了3万万！国家赋税收入：顺治末年，国家岁征银2 150余万两，粮640多万石；而乾隆末年，岁征银则达到2 990余万两，粮更达到830多万石了。
早先，粮食主要产地是东南的江浙地区，雍正、乾隆时， 苏、湖（太湖地区）熟，天下足 的局面，已为 湖、广熟，天下足 的局面所代替。湖南、四川、江西、湖北这些省份，亩产高时可达五六石甚至七石。长江以南，两季稻已开始普遍有了；北方的天津地区，也成了鱼米之乡。雍正时期，河北省的稻田，已有了6 000多顷。高产作物，普遍推广种植：陕西南部，漫山遍谷都种的玉米；河南、山东，也种起了薯瓜。到乾隆末年，薯秧也不必从南方运来了。乾隆五十年（1785），福建闽县有个80多岁的老农叫陈世元的，竟带了薯种、孙仆，到河南、山东指导人们育秧、栽种，朝廷还给他赏了个 举人 的职衔！一向人烟稀少的川、陕、楚交界处的南巴老林地区，以及浙江、福建、江西等省的山区，成千上万的流民披荆斩棘而入，开荒种粮，并从事铁、木、纸、炭等手工业的生产。气候较冷的京畿一带，也有不少 地窖 和 火室 ，寒冬腊月，已能自产韭黄、黄瓜之类的青菜了。
粮产的增加，使经济作物的种植增加了。江苏的苏、松、宁地区，浙江的湖州地区，到处是桑树成荫、蓊郁一片。乌程、石门、桐乡、海盐等县和杭州一带，极目远眺，绿云卖红枣的小贩如海，侧耳倾听，剪声如涛。棉花，宋、元时期，从海南岛传入江南各省，到清朝雍、乾年间，长江三角洲、沿海地区，以及河南孟县、内黄县，河北保定地区，到处都是棉田。 嘉定县，近海边，不产米，多种棉。 这歌谣，反映了乾隆末年江南许多地方植棉争利的盛况。黄蒂、穰蒂、紫花等等，都是棉花的新品种；秋收时节，蜂积蚁聚、纷纷赶来棉区 坐庄 收购的，尽是远近各地的棉商。上海的花（棉花）市，天刚破晓就人声鼎沸；保定的棉区，商贩们的牛车也是络绎不绝。而那一堆堆的棉花，高耸如山，色白如雪。烟草，大约在明神宗时传入中国（主要在福建先种，崇祯年间才扩种于江、浙一带），一名 相思草 ，满名 淡巴菰 。康熙末年，北方普遍种植，而乾隆时期，文人士子，也开始普遍吸用了。福建、浙江、安徽、山东、河北、陕西，种烟的到处都有；而山东济宁城六家烟铺，竟有工人四千多名!湖南衡阳府造的 衡烟 ，驰名全国；江西玉山县造的烟丝，在大江南北也享有极高的声誉。
粮食与经济作物的增产，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大发展创造了前提。南京的缎机已有3万台，它们一般都由132个部件构成，所牵引的经线，一般都达到9 000多根，多的甚至达到17 000根。南京的缎子，供宫中用的有花缎、锦缎、闪缎、装花、暗花、五丝等等；供民间用的则有头号、二号、三号、八丝、冒头、靴素等等，真是 江绸贡缎之名，甲天下 。杭州的丝织，是丝锦、剪绒、绫、罗、纱、绢、绸、纻丝等等什么都有；松江的棉织，也扣布、稀布、飞花布、梭布、斜纹布、药斑布、紫花布、剪绒毯等等样样俱全。陶瓷业，不仅窑数增多，而且规模更大。乾隆时，景德镇是 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 ，镇大十多平方里，匠工几十万，瓷窑二三百区，烟火终岁相望，入得镇里，四处轰鸣，故被称为 四时雷电镇 。窑内分工更精：匠作有淘土、拉坯、印坯、旋坯、画坯、抬坯、装坯、舂灰、合釉、上釉、满掇、烧窑、开窑之别，而烧窑工又有三个工种，画坯工也有画工、染工的细别。粉彩、珐琅彩更臻完美，釉色也有粉青、郎窑红、松石绿、茄皮紫、蟹甲青等名目。矿业方面，乾隆四十八年（1783）已有313处（不包括偷采的在内）。云南铜产，每年多达千余万斤，民厂大者七八万人，小者也有工人几千。广东，铁炉四起，高者一丈七八尺，炉后有两扇门式鼓风设备，还用机车把矿石、焦炭飞掷入炉，每炉每昼夜可出铁12次，每次即出铁300多斤。大炉，环炉300多家人手，运矿石或产品，用牛200头、船50只。只佛山镇一处，炒铁炉即有数十家，铸铁炉即有百余家，昼夜冶炼，火光冲天，其产品广销各地。四川的盐井，雍正八年（1730）增至5 939眼，而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更发展到8 307眼了，井深达几十丈，甚至几百丈，每个大盐厂都有几十万两的资本。山西票号盐厂的分工也很精细，有司井、司牛、司车、司篾、司梆、司槽、司涧、司锅、司火、司饭、司草等各种不同性质的工种。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更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乾隆时期，出现了经营汇兑、存款、信贷的票号商，这些票商（以山西人为最多），具有巨额的资金，因而，甚至为官府代解钱粮、存支官款、贷给官款。此时，最富的商人，还有盐商和行商（所谓广东十三行）。行商垄断的资金多达几千万两。尽管这些人大都是官商或官员，其经营的业务也没超过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范围，但也有一些商业资本被投到手工业生产中，转化为最初的工业资本。
工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城市的繁荣。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的谚语，就出现在清朝的鼎盛时期。乾隆十六年（1751），弘历南巡，到苏州时，吴县阊门专诸巷有个画画的叫徐扬，向乾隆皇帝献了画。乾隆皇帝很高兴，让他入了画院，后又赐他 举人 衔名，官至内阁中书。乾隆二十四年（1759），此人更以苏州为模特，画了一卷《盛世滋生图》。这卷画，形象而真实地记录了从苏州城西25里的灵岩山起，到城西北七里的虎丘山止的整个苏州市的繁华实况。在这卷长达十公尺、宽仅36公分的画面上，竟展现出12 000人，大小船只四百只，有招牌的店铺230多家，50多个行业中，还有两家 洋货行 ；14家丝绸业中，最大一家竟有七个门面!店铺之外，还有蜂攒蚁集的小贩。商品，除本地产品之外，还有山东、江苏、浙江、江西、福建、贵州、云南、四川、广东等省的特产。虎丘的凉席，当地的盆景，金华的火腿，南京的板鸭，宁波的淡鲞，以及川、广、云、贵的杂货，统统陈现于观者的眼前！的确，此画绝非夸张：乾隆时期，苏州城的人口已不下50万，合郊区的更不下100万了！东城的习织之家，不下万余；阊门之外，踹坊就有四五百处；盘门、葑门等处，也是 万家灯火 哩！扬州，到乾隆年间，市民、商贾也不下数十万人。大的盐商，衣屋华靡，竟将金钱珠宝视为泥沙。大商人江春，在大虹园里，一夜就修成了一座白塔!南京，乾隆时也发展到了四五十万人，除了前面提到的江绸、贡缎名甲天下，书坊、扇市更独享盛名。灯影里的秦淮河，桨声不断；歌舞中的茶肆酒楼，欢声不绝。广州，已被称作 金山珠海，天子南库 了。在这里，已有几十个单位与外国贸易，贸易额增加速度亦很惊人：乾隆十四年（1749），洋船只有18艘，而到五十四年（1789），洋船已有83艘；乾隆四十年（1775），出口的茶叶只有1 600余万磅，而到五十年（1785），出口的茶叶，已达2 800多万磅了。乾隆中叶虽曾限制出口，但出口的生丝仍有二三十万斤，而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朝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美国、法国、荷兰、西班牙、丹麦、瑞典等）的贸易，竟出超240多万两。乾隆年间，长江沿岸的无锡、镇江和汉口，被人誉为 布码头 、 银码头 和 船码头 。此时的汉口，已成长江中游最大的粮、盐、布、木材、药材等商品的集散地，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货宝奇珍在此集聚，千樯万舶在此停泊。乾隆末年，一次大火烧毁的粮船、客船，即达三四千只！乾隆年间，运河两岸的淮安、清江浦、临清、济宁等镇，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清初的清江浦，才三万多人，乾隆时，已增加到了54万。此外，厦门 不减通都大邑之风 ，佛山也成了 岭南一大都会 ，乾嘉之间，这个 大都会 ，光大小街巷，就有622条之多!至于北京，那就更是全国贸易的中心了：东北的人参、貂皮，西藏的红花、藏香，新疆的毡毯，蒙古的裘褐，以及云贵的药材，都出现在这里的市场上；安定门外的 外馆 ，城内御河西岸的 里馆 ，随时迎送着远道而来的蒙古客商。
二、边疆经济的发展
国家的空前统一，内地经济的繁荣，给清朝鼎盛时期的边疆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
北疆的蒙古人民，和拿着政府 印票 而来的汉族农民一起，共同发展了农业生产，很多牧地已经变成了农田，小米的产量大大增多，价钱比北京还贱四倍，因此，常常供应北京。山西和北京的商人纷纷来到这里经商，这里的商人（皮商、畜商）也纷纷经商内地。临清的机户，专门供应蒙古地区 哈达 ；北京的 大字号 ，也专门为蒙古地区生产念经用品和其他手工艺品。恰克图是漠北繁庶之区，归化城也 商贾丛集 、多伦诺尔同样 商贾日众 ，库伦、张家口更有了空前的发展。汉人不仅与蒙古人通婚，而且很多人能用蒙语说话。蒙古人民也已大量阅读汉族的书籍、居住汉式房屋。
西北方面：乾隆中期，天山北路的厄鲁特蒙古，已有十四五万亩的民屯田，而且已经生产稻子。这里不仅有了大批的汉人，而且还有从吉林、黑龙江迁来的达斡尔族、锡伯族人。乌鲁木齐已经成了西北地区的大城市，史书记载，这时，这里已是 字号店铺，鳞次栉比，市衢宽敞，人民杂辏，茶寮酒肆，优伶歌童，工艺技巧之人，无一不备，繁荣富庶，甲于关外。 伊犁也有了相当的发展，所产的煤、铅也很有名。天山南路，灌溉面积增大，农产增多，也出现了不少商业中心。和阗的玉器、丝绸，喀什噶尔的五色绒毡，阿克苏的百货，叶尔羌的土产，都吸引了内地（尤其是江浙）的大批富商巨贾。阿克苏每逢赶集之时，货如云屯，人若蜂聚，有的史书记载：内、外商人、市民、牧民、农民来此，竟到了 摩肩汗雨 的程度。西北地区，肃州（酒泉）已是内地与新疆物资交流的枢纽。这里的贸易，一次赶来的牲畜就有十余万只。乾隆四十二年（1777），由此运往伊犁贸易的缎、绢、绫、绸就有11 000匹。
西南地区：乾隆五十三年（1788）以后，达赖和班禅额尔德尼隔年轮班入贡；而乾隆四十五年（1780）班禅额尔德尼六世，还曾在热河承德的避暑山庄谒见过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因而对西藏的重视远过于康熙、雍正时期。成都机户所织的 哈达 专门供应西藏，内地的茶叶、布匹、陶瓷、绸缎、烟酒，源源不断地运进西藏，西藏的藏香、红花、大黄以及冬虫夏草之类的药材，也不断地满足内地商人的购求。一些民族（尤其是蒙古族）的人，经常到拉萨 熬茶 ，朝圣布达拉宫，也带有贸易的性质。但广大人民之间的贸易，则在四川的打箭炉（藏语：茶布买卖市场）地方进行。由于打箭炉百货完备，商贾成群，故被人誉为 小成都 。乾隆年间，云南、贵州的汉人大大增多（甚至流放的汉人自乾初起也改发到这里来），因此，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开矿、铸铜之外，乾隆初年还派人疏浚了洱海口，涸出良田万余亩；后来，又沟通了清江、都江，使楚、粤的商贾船只直达苗区重镇古州。毕节， 市集甚盛 ，成为云、贵铜产的集散地；个旧，也 商贾辐辏，烟火繁稠 。乾隆二十九年（1764），政府被迫允许苗、汉通婚后，苗、汉两族人民经济、文化的交流，就更进一步密切起来。苗人积极学习汉文，不少人通过科举考试中了举。
台湾和南海诸岛的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的交流，也远胜于前，因而，生产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台湾，乾隆时出现了更多的 汉庄 ，高山族人民进一步掌握汉族人民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后，种出了一种稻子，最大的稻粒竟有豆大。台湾生产的粮食，一年已够四五年吃；台湾生产的蔗糖，和粮食一样，远销至天津和牛庄!这时，高山族人民，还学会了淘金、冶金、烧瓷和刺绣等技术，他们盖的房屋也相当别致，远远望去，简直跟画舫一般。海南诸岛，黎族人民多用黎茶换取汉族商人的盐、布以及 太和烧酒 之类，学习汉文、发展农业，都已蔚然成风。
东三省，是清朝的发祥之地，因此，朝廷一向是实行严厉的封禁政策，不准汉人出关开垦。顺治十八年（1661），朝廷构筑了盛京到开原以北威远堡的 老边 ；康熙九年到二十年（1670 1681），构筑了威远堡到吉林北边法特哈的 新边 （即 柳条边 ），总之是不准汉人逾越。康熙十四年、十八年、二十五年和三十六年（1675、1679、1686和1697），还将此 边 向西延筑，以防汉人自蒙古地区插入。同时，朝廷还大圈官庄和牧厂（奉天附近的 养息 牧厂，就占地南北250里、东西150里！），不让汉人来私垦。但是，内地经济的高度发展，土地的兼并集中，迫使农民纷纷 闯关东 。雍正时期，由于吉林地区汉人的增多，不得不建置泰宁县、长宁县和永吉州单独管辖。乾隆皇帝上台后，大设封堆台卡，严令官兵把口（包括海口），务想保住 龙脉 ，结果还是不成：乾隆中期，盛京旗、民杂处，已经无界可分；柳边已同虚设，清查之令已成具文。乾隆四十二年（1777），汉人增加到将近80万；四十六年（1781），辽宁民田已达35 854顷，比顺治十八年（1661）增加了四倍多。乾隆五十六年（1791），朝廷不得不宣布开放大凌河牧厂，允民开垦31万多亩。吉林地区，乾隆四十六年（1781）也比雍正十二年（1734）的旗地增加了五倍很多旗地，实为汉人佃种。、民田增加了四倍多。黑龙江地区，乾隆四十五年（1780），有官庄136处，比乾隆元年（1736）增加了75处。地处偏寒的黑龙江，粮食已能自给，谷物已有十个品种。瑷珲的荞麦，尤其 甘滑洁白 ，独具风味。乾嘉之际，齐齐哈尔，已有了芹菜、芥菜、菘（洋白菜）、韭菜、菠菜、生菜、茄子、萝卜、黄瓜、南瓜、葱蒜、辣椒的大量种植。烟草，还有 南山烟 、 东山烟 和 台片 之分，台片味较达斡尔烟气味清淡，价钱又便宜，很受吸者欢迎。汉族与土著各族还进一步开发了黑龙江北的海兰泡地区，后来成为有名的 江东64屯 。
农业的发展、国家的统一，使手工业、商业也发展起来。乾隆末年，长春、农安等地，已蔚成市廛。而早先的盛京、辽阳、海城、锦州、熊岳、宁远、吉林、宁古塔、伯都讷、阿勒楚喀、三姓、瑷珲、墨尔根、齐齐哈尔、呼兰等市镇也有进一步的繁华，榨油、制粉、浇蜡、滤蜜、陶瓷、纺织、印染、造船、鞣皮等手工业作坊也日益增多。 直隶帮 、 山西帮 的关内商人，不断地交流着关内外的货物，江苏的茶、北京的靛，奉天的盐，黑龙江南北的人民都能买到。每年五六月，黑龙江南、北各族人民，照例拉家带口、大车小车载满皮毛、人参、药材、山货，来到齐齐哈尔西郊，支上帐篷，摆上摊床，跟市民和从吉林、盛京远道而来的客商，进行昼夜不停的交易。从晨曦初露到烛天的深夜，这里始终是人声鼎沸、欢声不绝。 这就是有名的 楚勒罕 （ 盟会 ）。黑龙江下游的普禄（今俄罗斯波卡罗夫卡附近）、台伦（今俄罗斯卡尔吉）等地，定期的交换场面也热闹非凡：穿红戴绿的赫哲人、费雅喀人、鄂伦春人、库页岛人，拿着貂皮、海象牙之类，换取官员和商人的 乌林 （满语：财货）。
清朝鼎盛时期，各族人民在共同开发边疆方面的成就，是以前任何一个朝代所不可比拟的。各族人民克服重重困难、冲破重重阻挠，开发和建设边疆的业绩，永远光照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三、华侨对东南亚的开发
乾隆四十二年（1777），南洋婆罗洲昆甸的东万律的城门上，高挂起 兰芳大总制 的大匾；城内大厅里，也高挂着一块匾额，上书 雄镇华夷 四字，每个字都是四尺见方。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华侨建立的国家政权！这个政权的创始人叫罗芳伯。罗芳伯是广东嘉应县（今梅县）石扇堡人，屡赴科场赶考，都没考中，于是，便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去到南洋婆罗洲的昆甸教书和采金。适逢昆甸国内爆发了内乱，昆甸的苏丹（国王）无力平叛，罗芳伯便组织了当地的华侨三四万人，并团结了当地人民20多万，帮助苏丹平叛。叛乱很快地平息了，苏丹起初是跟罗芳伯 约为兄弟 ，后来，干脆就把权力让给了他。罗芳伯把无数采金的小公司，组织成了一个大公司，取名 兰芳公司 。与公司相适应，建立了 兰芳大总制 的政权。有人建议他称王，他说： 赖众人功力，侥幸得海外一片地，我如果称王自尊，是为私而不为公了，这不是我的志愿。 于是，只称 大唐总长 ，建元 兰芳 ，以东万律为首府，设大厅，下设省、府、县，还有三个附属国。他振兴农业，扩充市场，开发金矿，聘请儒生办学堂，实行立法民主，把昆甸搞得生气勃勃。
乾隆六十年（1795），58岁的罗芳伯死了。临死前，华侨们劝他立后人，他却说： 我们漂泊海外，共同出力，得有今天，我怎敢存私心?请众兄弟推贤继任。 这样，芳伯死后，大家相继选举了江戊伯、宋插伯、刘台二、古六伯、谢桂芳、叶腾辉等继任，兰芳大总制几十代，一直坚持到光绪十二年（1886），才被荷兰殖民者消灭。
清朝鼎盛之际，在南洋建立政权的华侨，还有郑玖、吴阳。郑玖，广东雷州人，康熙初年到达暹罗湾的河仙，令子弟读汉文书籍，后来，博得了华侨和当地人的拥戴。吴阳，福建漳州人，乾隆年间到了马来半岛的宋卡，也深受华侨和当地人的热爱。
乾隆初期，还有个叫郑镛的潮州澄海人，去到暹罗的大城府，富了，当上了赌饷官，娶了个叫洛央的暹罗姑娘为妻，生了个儿子叫郑信。郑信长大成人，也被拥立为王。乾隆三十三年（1768），暹罗发生了鼠疫，他组织了大批华侨和当地人灭鼠，他还输金海外、广购粮米，解决粮荒，算是为暹罗人民做了两件好事。可惜，后来他狂热地信仰宗教，得了精神病，杀了不少不尊他做长老的僧人，他又苛刻富商，于是，48岁时便被郤克里杀掉了。但是，郤克里登上王位后，却自称郑华，向清朝进贡时更称自己是郑昭（即郑信； 昭 ，暹语 王 之意）的儿子。这也足见：在南洋各地，华侨影响之大。
明末清初，是华侨开发南洋的第四次高潮。清军入关，出去一批；郑成功抗清时，又出去一大批；康、乾盛世，土地兼并加剧，剥削、天灾逼走一批，社会经济恢复、发展，商品经济活跃，又有一批买卖人往返于祖国与南洋各国之间。康熙五十六年（1717），玄烨下令出国之人不许归国；乾隆元年（1736），弘历又下令：1717年例禁后出国的，永远不准归国。这样，相当多的人，只好永远侨居国外了。他们中的1/10去到日本、美洲，其余9/10，都往南洋定居。
往返或定居的华侨，从明代起，就给南洋各国带入了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如冶铁、制糖），运去了生活必需的商品（如丝绸、金属、牛马、水果甚至纸墨）。制木、缝纫、做鞋、经商、打鱼 各行各业，处处闪动着华侨的身影；繁茂的甘蔗园，青葱的橡胶林，马来半岛的锡矿，婆罗洲的金矿，到处都渗透着华侨的血汗。康熙四十九年（1710），爪哇的巴达维亚一带，一共有130家糖厂，一半是华侨经营的，华工就有上千人。而暹罗、吕宋、缅甸、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婆罗洲等地，华侨的大小买卖人，一地更有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名之多!康熙五十九年（1720），巴达维亚市内外的华侨，共有十万人；而乾隆初，华侨吴尚贤在缅甸卡瓦地区开设的茂隆银厂，竟有几十万人的规模!
华侨和当地人民，共同开发了南洋各地。
然而，17、18世纪以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却攫取了华侨和当地人民的劳动果实。西班牙殖民者强占了菲律宾，荷兰殖民者强占了爪哇，英国殖民者强占了马来半岛，后来又掀起了重新分割整个南洋殖民地的战争，争夺整个南洋地区的殖民统治权。英国政府在这里的收入的9/10，都来自华侨之手。其他殖民主义国家，也尽力抢夺华侨的财富。不仅如此，他们还大肆进行血腥的屠杀。
顺治十八年（1661），菲律宾华侨喜闻国姓爷（郑成功）光复台湾，欢欣鼓舞，西班牙殖民者却暗布骑兵百人、步兵八千，严守炮台、大修军械，然后，捕了两名华侨船主，挑起事端。华侨激怒，抓了一个西班牙凶手杀掉，西班牙殖民者乃大打出手，杀了华侨一万名左右!乾隆二十七年（1762），英国殖民者攻马尼拉，西班牙殖民者唯恐华侨暴动，又杀华侨6 000人!
乾隆五年（1740），荷兰殖民者见其统治下的巴达维亚华侨太多，便强迫他们去锡兰、好望角，途中又百般折磨，并投海数百，九死一生的华侨逃回相告，华侨震怒，荷军又连杀五日，杀死万余，财产全被侵吞。
欧洲学者说： 欧洲人得了牛，而中国人却得了奶。 其实，华侨不但丢了牛和奶，而且丧了命。而处于鼎盛时期的清朝政府，却对华侨的遭遇不闻不问，不唯不问，甚而至于痛恨唾骂！荷兰殖民者在屠杀了巴达维亚的华侨之后，于乾隆七年（1742）跑来向清朝政府 谢罪 。乾隆皇帝却说： 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 福建有个总督叫策楞的，听得华侨惨遭大屠杀的消息，更咬着牙齿骂道： 自弃王化，按之国法，皆干严谴！今被其（荷兰殖民者）戕杀多人，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 有人请求以停止南洋贸易来表示对殖民者的惩罚，广东那个监察御史李清芳马上就给乾隆皇帝打报告：停不得，停不得，江、浙、粤、广四省的关税，从南洋商船可收全部洋船的9/10， 每年总共不下数十万呐！ 朝廷的享受，历来建筑在劳动人民的汗水和血泊之中！
清朝处于盛世尚且不顾华侨的死活，到中衰之际的19世纪初，南洋华侨就更加孤苦漂泊了。相当一部分人，这时只好再度离开自己双手开发的土地，作为 契约华工 的 猪仔 ，纷纷前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金矿中流血流汗了!这些被迫卖身的华侨，很多还淹死、病死或被折磨死在殖民者的押运途中。道光二十五年（1845），法国一艘商船，还从厦门运走了中国大陆的第一批契约华工；同治十年（1871），秘鲁船 顿周安 号，开离香港不远就起了火，650人中，竟被烧死、淹死了500来名！这 浮动地狱 的滋味，何等地辛酸！
四、 乾嘉学派
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反映到文化上来。社会的安定，又为学者们提供了良好的治学环境。加之宋、元以来，已有人掀起过考订古书的学风，所以，清初以来，即有人注意过考证之学。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治学就非常谨严扎实，成为清代学术的开山祖；稍晚一点的阎若璩（1636 1704）和胡渭（1635 1714），更发扬了疑古、考证的精神。阎若璩写的《古文尚书疏证》，考证出古文尚书是一部伪书；胡渭所著《禹贡锥指》和《易图明辨》，在辨别古书真伪和提倡疑古精神上也有一定的贡献。有人曾经记录阎若璩的治学情形，说他辨核一事，至检数书相证，反复研究， 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解 。说他的爱读书，有如酷暑之慕清凉；细推敲，有如缝纫之于丝履；严区别，有如老农之于黍稷。至于其用力的程度，虽壮夫骏马，日驰数百里，比不上他的勤苦；至于他的持论，即使老吏断狱，具两造、当五刑，也不足喻其严。然而，清朝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和文字狱的摧残，却使他们的治学目的，开始从 经世 转入 避世 ，从要求改革转入 为考据而考据 了。而到了乾隆以后，这种认真整理、考订、搜辑古籍的学风，进一步发展起来，形成了一大学派 乾嘉学派 。
这个学派对于每一问题，都要弄清原委，很推崇汉儒（尤其是东汉的许慎、郑玄）的治学作风，所以，又称 汉学 。他们的学风，崇尚朴实，反对虚浮，因此，也被称为 朴学 。又因为这个学派盛于乾隆、嘉庆时期，于是，人们就常称之为 乾嘉学派 。
乾嘉学派创始于惠栋，发展于戴震，知名的学者共有60多人。它以经学为根底，及于小学（文字学）、音韵学、天算学、地理学、金石（考古）学、乐律学、典章制度、目录、版本、校勘和辑佚之学，粗分之，可分为经学、史学和文学三大方面。
乾嘉学派的学者，大抵是一些不很热衷于官场生意的考据学家。他们扎扎实实整理了《易》、《书》、《诗》、《礼》、《春秋》等经书389种、2 700多卷，还鉴别了一些古书的真伪，疏证与校勘了古籍的字、句。他们把文字学、音韵学的研究，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南宋末年的王应麟（作过《词学指南》）、明末和尚陈第（作过《毛诗古音考》）跟他们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他们不仅校勘了秦、汉以前的诸子著作，而且校勘了西汉以后的许多要籍。他们还搜集了很多散失佚亡的书，仅被《四库馆》辑出的经、史、子、集，就有375种，4 926卷；而黄奭收集在《汉学丛书》中的，也有216种；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竟收集了29家、630种！
他们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用科学归纳的方法，对我国的古籍，可说是进行了一次大清理，为后人提供了研究的更有利的条件。他们考证的方法，梁启超曾打过比方： 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
但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这样。乾嘉学派中有吴派和皖派的区分。江苏吴县有个叫惠栋的人，是吴派的头头，虽然好博尊闻，但却一味好古、一味崇古。章学诚把这一派比作吃桑叶不吐丝的蚕，梁启超也说他们是 必古皆真，凡汉皆好 。他们确是颇有点非古不足为训的味道。
惠栋（1697 1757），苏州元和人，家学底子很深，曾祖有声、祖父周惕、父亲士奇，都是知名于时的学者。祖号 老红豆先生 ，父号 红豆先生 ，惠栋本人也号 小红豆先生 。父亲对许多古书都能背诵得不差一字，这当然给惠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他自幼很爱古书、爱买古书，还常借了古书来读。他在门上写了副对联： 六经宗服（虔）、郑（玄）都是汉儒。，百行法程、朱 。他考证《易》、考证《古文尚书》，推崇汉儒，开了汉学尊古的头。他的《古文尚书考》、《九经古义》、《周易述》等书，都极力恢复汉人讲经的说法。他的学生江声，甚至不写楷字，书信往来也统统用篆字，写得天书符箓一般，又作了《尚书集注音疏》等，博引旁征，说明汉儒的正确。他的另一个学生余肖客，对汉学也孜孜不倦，读书读得左眼都瞎了，人称 盲先生 ，可还是五年奋笔，杜绝交游，博注校刊，写出了有名的《古经解钩沉》（30卷）等。王鸣盛也听过惠栋的课，24岁到58岁这30多年，废寝忘食，也写了《尚书后案》30卷来发挥郑玄的学说，后来，眼睛也曾一度累瞎。
皖派的领袖是安徽休宁的戴震。戴震可以说代表了清朝鼎盛时期进步思想的主流。他著有《声韵考》、《声类表》、《考工记图》等书，对反切、韵书、四声等音韵学有专门的研究。但真正能代表他的思想的，却是《孟子字义疏证》。
戴震戴震的哲学思想比较唯物。他认为所谓天道，不过是客观的 阴阳五行 而已，阴阳五行是 道 的实体， 举其实体、实物，而道自见 ，离开肉体（ 血、气 ），就得不到精神（ 心知 ）。而阴阳五行，又在生生不息地运动和变化着，有规律、可认识。因此，反映到汉学研究上，他就比惠栋等人高明得多。他说：汉儒也有附会之处，需要甄别是非、实事求是，不能偏重一家之言，学贵精专、学贵能 化 （融会贯通）、学贵创造，不能抱残守缺、支离破碎，学者要 去私 （除却偏见）、 解蔽 （扩大视野）。有人比喻戴震治汉学，好像 老吏折狱 ，案子断得公平。
戴震不 为学问而学问 ，他敢于拿他的哲学思想联系社会实际。他公开承认人有情、欲，而且认为 无欲则无为 ，主张 圣人 治天下，一定要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他严厉谴责封建礼教的杀人。他说：尊者、长者、贵者无论那个理是否合理，总认为合理；卑者、幼者、贱者据理争辩，就是合理也被认为不合理。因此，下面的人都成了罪人！他于是指控： 被法律杀死的罪人，还有人怜悯；被理杀死的罪人，谁曾去怜悯过?这就是宋儒读理的祸害！ 他于是高呼： 理 ，应该是 人情 ，多数人的人情；个人的意见，不是公理！可惜，对戴震这种在当时难得的先进思想，只有后来的焦循敢再发挥，别人都像空谷回声，还有不少人进行了攻击！
戴震在治学上，主张切实弄清问题。他长于小学、天算，功在校勘，他贵精不贵博。而且，他提出 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 ，因此，学者既应不靠抨击前人自我表现，也应不靠依附古人得到个人的好处。他的这种一心求真的精神，影响很大。他的弟子段玉裁、王念孙这样做了，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被称为 千七百年来无此作 ；在探求古经真意上，使人真是 如梦初觉，如醉初醒 。王念孙的《读书杂志》，校勘了古书18种，和他的另一著作《广雅疏证》，都是乾嘉时期有关训诂、校勘的代表之作。
乾嘉学派中，皖派的成就比吴派大。这个学派中，还有江永的声韵学，王引之的训诂学，王昶、毕沅的金石学，都很精湛；赵一清的《水经注释》，卢文弨的《群书拾补》，也是第一流的佳作。
然而，乾嘉学派的考据之学，在盛世清朝的文禁森严的形势下，却使学术越来越脱离了现实生活，在社会上也造成了许多穿凿性理、故为艰深的风气。
五、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乾、嘉史学的概况
乾嘉学派不仅对经书大胆怀疑，主张精核地考证，而且对于古史，也要 考信 征实 。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崔述喊出的这个口号，很能代表这个学派中许多史学家的特点。
崔述（1740 1816）是直隶大名人。他反对人云亦云。他一生写了34种书，最重要的是《考信录》（32卷）。《考信录》不但考了史，而且主张只有考了，史才可信。
这种考了才信的学风，其实在清初，即已显露出了端倪。清初的史学家，虽然特别注重于当代史（尤其是明末史）的研究，但是，也极力主张真实、可信。以黄宗羲为首的所谓浙东学派，就很有一些知名的 信史 作家。黄宗羲的《南雷集》，万斯同（1643 1702）的《明史稿》，全祖望（1705 1755）的《鲒埼亭集》，都是 信史 中的佳作。这一派的史学家写史，除了博考文献之外，都非常注意广泛采访当事人、搜集碑传记序等遗迹。其辛苦的程度，也很感人。有个叫谈迁（1593 1657）的海宁人，29岁时，母亲死了，在家闲居，读了陈建的《通纪》，很觉失实，于是遍访钱塘、嘉善、归安、吴兴等地，向藏书家借古籍读抄，用了27年的时间，改了6次，写出了按年、月、日记载，从1328年（元泰定五年）到1645年（清顺治二年）间大事的《国榷》。顺治四年（1647）八九月间，《国榷》手稿被小偷盗走，谈迁拊胸流涕、喟然长叹道： 我手还在，岂肯罢休！ 于是，又广寻古籍、遍访遗迹，还跑到北京来翻《万历实录》、《崇祯邸报》，冒了严寒酷暑和雨雪风沙，访问明朝降官、太监、贵族子孙、明清官僚，最后又重新写出了500万字、108卷的《国榷》，真实地考订、记录了明朝前后的史实。全祖望为了进一步丰富张煌言的史迹，访问了张的80岁的族母；为了进一步写好史可法的事迹，又风尘仆仆地赶到扬州，登上梅花岭。
乾嘉学派的史家，充分发扬了清初史家的求实精神，做了大量的考证、整理古代史籍的工作。江苏嘉定的钱大昕（1728 1804），当了大官，但却无意久沉宦海，而对考证古史兴趣至浓。晚年，他在《自题像赞》中说： 官登四品，不为不达；岁开七秩，不为不年；插架图籍，不为不富；研思经史，不为不勤。因病得闲，因拙得安。亦仕亦隐，天之幸民。 其实，他从未闲过，自18岁起，就晨夕披览史籍，考订史籍，用不同版本互校，用本书的纪、传、表、记互校，用其他书的记载再校，还用诗文、国史、杂史、碑传、笔记、方志、金石文字来校！70岁时，终于写成了《廿二史考异》。他的同学、妻兄王鸣盛（1722 1796），也用这种方法，写成了《十七史商榷》。还有个叫赵翼的，也写出了一本好书，叫《廿二史劄记》。《廿二史考异》详于校勘、文字，解释、训诂名物，纠正史书谬误；《十七史商榷》详于典章故实，特别是官制、地理；《廿二史劄记》则着重论证各代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三部书，被称为清代考史的三大名著。
乾嘉史家，对史书和作史的义法，还提出过崭新的看法。浙江会稽有个章学诚（1738 1801），少年时，反应迟钝而多病，十五六岁时坚持读书，有志于史学，28岁时到了北京，在内阁学士、藏书家朱筠家里读了许多书、交了许多名流（如戴震、钱大昕等），知识大进。57岁时乡居无聊，便整理了自己的读书心得，兼论文学、史学，写成了著名的《文史通义》（内、外篇共八卷）。在《文史通义》中，章学诚提出了 六经皆史 的观点，说六经都是古史，都是古代纪实之书，都是史料。章学诚还说： 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 ；史分二类：史学著作和一般史料；专门注意词章的，不是好的史学家。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强调史家必须具备才、学、识三个要素，章学诚则强调史学家的德。他说： 德是什么?是著书人的心术要正直！ 他认为：古代经典、方志、官府案牍、金石图谱、歌谣谚语、私家著述，都有益于史实。他反对为考证而考证，提出史学要切于人伦日用， 只要切于世事的，虽锱铢纤毫，决不遗漏；不切于人伦日用的，即使像泰山那样的庞然大物，也不值一顾。 他主张修史贵开创而不必拘泥于成法。因此，他非常重视方志的编撰。他一生撰过方志六种：《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和《湖北通志》。他提出要 立三家之学 ，记通志（大事）、写掌故、收文徵、编丛谈。对于宋、明以来的方志，他都给了很高的评价。所以，人们把他称为 方志之圣 。
乾嘉史家，对旧史补表、补志、补注和辑佚的工作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他们在辑佚方面，有各种后汉书和晋书，邵晋涵（乾隆进士）和徐松（嘉庆进士）等还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旧五代史》、《宋会要》等许多失传的史书。
但是，由于乾嘉学派中的史家，大都偏重于注史、考史，有些厚古薄今的倾向，因此，没有出现一部超过《资治通鉴》的大著作，也没有像宋人创造 纪事本末 和 会要 那样，创造出新的史学体裁。不过，方志学却因章学诚的提倡和实践，有了大发展。乾隆以后修的方志，约有4 300多种，73 400多卷。乾隆初年刊行的《明史》，也比过去的许多正史要好，在中国旧的纪传体史书中，《明史》是较好的一部。
六、古今图书一大成 《四库全书》及其他
大抵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朝代，文化上总会有所作为。清代以前，中国历史上编辑的类书，以三国时魏文帝叫王象等编的《皇览》为最早，以唐代的《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宋代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明代的《永乐大典》为较大。尤其是《永乐大典》，一共辑入22 900多卷、11 095册，可算是最大的一部了。
雍正《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但是，康熙皇帝却并不灰心，他还想有所前进，于是便组织了一班人马，编辑起《古今图书集成》来。他的工作没有做完，就死去了；雍正皇帝又接着做。雍正三年（1725），终于把这部书编完。不过，《古今图书集成》才编辑了一万卷书，分六编（《历象汇编》、《方舆汇编》、《明伦汇编》、《博物汇编》、《理学汇编》和《经济汇编》）、32典，计书6 109部，差不多只赶上《永乐大典》的一半，内容也不如《永乐大典》准确真实。
乾隆皇帝即位之后，总想学着康熙皇帝的样子办事，在好古尚文这一点上，也落个好名声。这样，从三十八年（1773），到四十七年（1782），他组织文人竟编出了中国封建时代空前绝后的一个大部头 《四库全书》！
四库 二字，最早是唐朝的魏徵提出来的。乾隆皇帝一向喜欢贪大求全，因此，亲自给这一大部头取名《四库全书》。
为了夸示文治、兼行书禁，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祖孙几代皇帝，都屡次下诏访求遗书。乾隆三十八年（1773），大兴人朱筠在安徽当学政，奏请搜集遗书，还提出： 《永乐大典》里头，古书很多，请开馆校、辑。 乾隆皇帝一见朱筠的奏疏，立即表示同意，下令收罗名士、开四库馆办理，并说： 将来办理成书，着名为《四库全书》。
这时候， 纪大锅 纪昀，因为给自己亲家、两淮督运使卢见曾通风报信（卢亏空盐款，要被抄家，做侍读学士的纪昀闻讯后，派人用盐和了面、包了少许茶叶送去，暗示因为盐款，家产将被查抄），被发配到乌鲁木齐，现已回京，又做了侍读，在敬一亭值班时早已翻阅过《永乐大典》，对《永乐大典》非常熟悉，乾隆皇帝叫他做了四库馆的实际总纂。
纪昀（1723 1805）从四岁开始，一直到老，始终刻苦读书，他曾题过一副对联，说自己是 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 。他性格开朗、诙谐、大方，而且重才，因此，能团结人，威望很高。在他的实际负责下，一共组织了359个学者，开始了编纂的工作。
他们把过去的敕撰本、内府本、永乐大典本、各省采购采访本、私人进献本以及国内一些通行流传本，统统集中起来重新校勘，按经、史、子、集四部，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汇编，该刻印的就刻印，该抄存的就抄存，该存目的就存目。明、清两朝政府编辑的实录、正史、政书、会典、方略、方志、目录、诗文总集等各种图书，大部分也被他们收入《四库全书》之内。
《四库全书》一共收书3 457种也有人说是3 461种。，79 070卷，装订成36 275册；存目6 766种，93 556卷；抄写人员共有1 500人之多。《四库全书》，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
《四库全书》一共抄录了七份。
第一份，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抄成，放在新建的文渊阁中。第二年，又抄出一份，放在沈阳的文溯阁中。第三年，又抄出一份，放在圆明园里。第四年抄出的第四份，放在承德的文津阁里。这四份算是正本，抄得十分精工，一色用的宣纸朱栏，装订得也非常精巧。
副本书型略小，一共三份，都是乾隆五十二年（1787）抄成，分别存放在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中。
第一份《四库全书》，从收集编纂到成书，一共才用了十个年头（1773 1782）！
《四库全书》略备了中国的古籍，并且，还保存了中国古籍的完备的目录。起初，它只被允许抄阅，后来还允许借阅，尤其是江浙三阁，竟一任学士参考，几乎成了近代图书馆的雏形。因此，它不仅保存了中国的古籍，而且还传播了中国古代的文化。
四库全书书影《四库全书》也有一些毛病：有的古籍未尽收入；有的古籍，由于涉及清朝先世的事而被删改；有的文字，由于有损于清帝倡行的理学，也被篡改（如 改嫁之妇 被篡改为 贞孀 ）。此外，为了让乾隆皇帝显示高明，不少书还往往故意留出一二错字，待乾隆皇帝亲自校正，结果，弄巧成拙，有的错字，弘历没改，其他人也就不敢再改了！
但这一切还不算大问题，最糟糕的却是乾隆皇帝为了加强专制，在编审《四库全书》的过程中，把许多有损于其统治的古籍烧掉了！乾隆皇帝为了收尽触犯清朝、表彰明季、寓意感慨、词含激愤的遗书，下令各省、府、州、县衙门，专门成立 收书局 。乾隆三十九年（1774），他说： 明朝编的野史很多，其间随意毁誉，传闻异词，必有诋毁本朝之语，应乘机查办一番，尽行销毁，杜绝、禁止邪说，以正人心而厚风俗， 至于各省已经进到的书，全交四库全书馆检查，如有关碍的，即行撤出销毁！ 而早在头一年的4月、6月，他就两次提出：编《四库全书》时，对古籍中的一些， 该毁弃 的应予毁弃， 该删 的应予删改。这样，修《四库全书》的同时，也就来了中国封建社会里规模最大的一次焚书!仅浙江一省，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就毁书24次，毁掉书籍就有538种、13 862部之多！江西有个叫海成的巡抚，仅乾隆四十一年（1776），就搜缴了禁书8 000多部！总计乾隆时期，焚毁的禁书共有71万卷。乾隆皇帝在焚书这一点上，也可以说是空前的！
但是，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毕竟是大有益的盛事。而参加编纂的学者戴震、纪昀等，还把《四库全书》中每一部书的渊源、版本、内容都作了详细的考证，写成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其溯源彻委、扶奥提纲之功，又使读者如驾轻车而就熟道。《提要》还嫌浩繁，又刊行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和《四库荟要》，更方便读者了。
七、 时代王子 登高峰 小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
小说至于明、清，一跃而为时代的王子。明代的 四大奇书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不论就其产生之早，还是就其质量之佳，均在世界文学史上享有盛名。而清朝的鼎盛期出现的完全以现实生活为题材而进行创作的小说《儒林外史》（假托明代）和《红楼梦》，则一跃而登上了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成了世界文坛上的瑰丽辉煌的杰作。
清朝经过康熙、雍正时期的生息发展，到了乾隆时期，真是有如日上中天，臻于鼎盛。然而，大抵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即已开始显露其逐渐转衰的端倪。小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便是这种日中留阴影、鼎盛现衰微的真实记录。
吴敬梓《儒林外史》的作者是吴敬梓。吴敬梓（1701 1754）是安徽滁州全椒人，出生于一个书香仕宦家庭，23岁时死了父亲，祖父给他遗留下来二万多两银子的家产，也因他好交乐施而不数年挥尽，弄得不时断炊。但他性格豪爽，得钱仍是饮酒歌吟啸呼，未尝一日为贫困而犯愁。安徽巡抚赵国麟素知其才，以博学鸿词推荐，他竟辞而不就。他对科举制度所暴露出的腐朽性，深恶痛绝，因而，尽管环堵萧然，却仍拥书自娱；冬日苦寒，只得用走路来 暖足 。他54岁死于扬州，生前所著《文木山房诗集》七卷、文五卷、《诗说》七卷，可惜都佚失了。
《儒林外史》假托写明代中叶的社会生活，通过众多的人物和情节，无情地批判了清朝统治下的封建制度，尤其着重地反对了科举制度和讥讽了那些追求功名的人，生动地刻画了上至翰林（如汤知县、施御史等）下至井市斗方名士的酸陋无耻的形象，真实地表现了科举制度如何摧残文人（如范进、周进）的青春、智慧和灵魂，使他们变得麻木、愚蠢甚至卑鄙恶劣《儒林外史》（如匡超人）。
《儒林外史》还通过王玉辉的女儿 殉节 等故事，批判了封建道德，指出了旧礼教已不得人心、必然走向破产，那些假道学先生、封建的迷信以及轻视妇女的意识，也遭到了无情的讽刺与鞭挞。
对于地主阶级的贪婪吝啬的本性，至死不忘钱财的守财奴的本质，《儒林外史》也有极为精彩细腻的刻画。
《儒林外史》不光是批判讽刺了那充满了污七八糟、愚蠢残酷的社会，而且也描写了一线光明，讴歌了一些真正善良的人们。第一回中的王冕，就像他自己所画的荷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不慕功名的杜少卿，不但喊出 秀才不见得强似奴才 的口号，而且反对轻视妇女、反对纳妾，尊重妻子、携妻游山，弄得旁观者 目眩神摇，不敢仰视 。最后一回里，更写出市井中出现了四大奇人：擅长书法的会遐年、棋手王太、开茶馆而又会画画的盖宽、会做诗的荆元，他们不为功名，劳动之余琴棋书画，显然是有真才实学。
吴敬梓生活的时代，新经济因素尚很幼弱，因此，使他没能发现医治社会疾病的妙方，更不能勾勒出新社会的蓝图，却幻想恢复古代的礼、乐来治天下。但是，他对当时社会的无情鞭挞，他所开创的独特的结构方式（作品中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让众多的人物各自表现时代生活的某一个别生活的某一方面，若断若续地反映整个时代的全貌），却开了清朝现实主义批判小说的先河，竖立起了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光辉里程碑。法国的百科全书评价《儒林外史》是 一部最优秀的讽刺小说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也确实堪与果戈里、菲尔丁的作品媲美，而其诞生的年代却比果戈理、菲尔丁的作品诞生的年代早得多。曹雪芹《儒林外史》是与它同时代的《红楼梦》的姊妹篇，它和《红楼梦》是同时代的两部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
《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1724？ 1763），汉军正白旗人，祖先是内务府包衣，曾祖曹玺、祖寅、父頫，都是清朝政府的江宁 织造 官。曹玺的妻子曾是康熙皇帝的乳母，曹寅还当过康熙皇帝的侍读，因此，康熙皇帝南巡时，曾四次以织造府为行宫，曹家可谓显赫一时。曹寅藏书极多，又精于书法、校勘、诗文，不仅奉命刊印过《全唐诗》，而且和《长生殿》的作者洪昇等诗酒往来。曹寅死时，雪芹尚未出生。但这一切，后来无疑给少年的雪芹以莫大的影响。
然而，好景不长。雍正时，雪芹家被削职、查抄、遣回了北京；乾隆时，曹家再次受到打击。往昔的繁富，化为灰烟，少年的舒适，转为成年的竭蹶。曹雪芹全家，住在西郊，竟过着喝粥赊酒的日子！也好，困苦玉成了他，乾隆十九年（1754）以前，即他31岁以前，却开始攀登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写起伟大的、即使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杰作《红楼梦》来！家事的衰落，社会的颓倾，尽聚于他的笔下，他用血和泪辛勤地书写了20来年。当他刚写到80回今天看到的120回的《红楼梦》，后40回是高鹗补写的。的时候，他的爱子又夭亡了，这更增加了他这个末路人的莫名的哀伤。乾隆二十八年（1763）2月13日（大年三十），这位年仅40余岁的世界文学巨匠，终于在穷愁潦倒中与世长辞。
《红楼梦》描写的是贾、史、王、薛四大官僚地主家庭的衰亡，而客观上揭示的却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命运。
曹雪芹在梦一般的哀愁伤感中，一面为它们唱着挽歌，一面却在诅咒它们。《红楼梦》渗透着颓废厌世的色空，却又细腻入微地揭示着封建社会行将寿终正寝的厄运。它的社会意义无比深刻。至于它的艺术成就，更是登上了空前的高峰。它一共塑造了232个男人、189个女人，合计400多个人物关于《红楼梦》里到底写了多少人物，从嘉庆年间一直到今天，读者始终未能彻底查清，说法竟有12种之多。同治、光绪年间的寿芝说有398人，算是人物最少的一种说法；近人或今人则认为多达985人或975人。的不同形象，它打破了当时的 千部一腔、千人一面 的八股气，也突破了古典小说结构上的传统写法，人物的交替、情节的变换、故事的运行，有如层波起伏，断无停滞、中断、缝合，而是层层依连、浑然一体。它文笔平实而又绚丽多彩，语言明畅而又生动贴切。它不仅是清代鼎盛时期文学作品中的杰作，而且是中国悠久历史中的不朽巨制。
清朝鼎盛时期的小说创作，不愧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小说创作的最高峰。
八、京剧与诗、画
经济的发展，国家的统一，各地文化联系自然加强。
乾隆年间，各地的土戏非常活跃：汉调、京剧、徽调、川调、二黄调、弋阳调、高阳腔、山西梆子、陕西西皮等等土戏腔调（总称为 花部 ，也叫做 乱弹 ），因为文词通俗、故事生动、音调和谐、内容丰富，大受当地人民的欢迎，所以，以前词曲典雅的昆曲明代嘉靖年间，江苏昆山乐工魏良辅和剧作家梁辰鱼合作创成，用笛、管、笙、琶合奏演唱的一种流行的戏曲。和传奇，就渐渐开始冷落，甚至有些 无人问津 了。有个文人曾经记载：乾隆初年，戏院里上演昆曲，听者竟 哄然 一下散去。
程长庚湖北黄冈、黄陂地方有一种土戏叫 皮黄 （后来也叫 二黄 ），腔调婉转动听，受到当地人的欢迎，流传到安徽，安徽人也很喜爱。久而久之，便与徽调融为一体，后来，又吸收了汉调和秦腔（西皮）的一些腔调，尤其是西北地区的秦腔，它音调高亢，与二黄的婉转一结合，很快就在南方流行开来，南方各省人民都愿意听它。乾隆皇帝也很爱听戏，安徽的四大戏班便纷纷赶到北京，在北京进一步争夺听众。四大班中有个三庆班，主持人叫程长庚，这是一个很有头脑的竞争者。他把昆曲、徽调、汉调（二黄）、秦腔以及北京地区流行的皮黄等腔调中的优越处，统统融合起来，又专门聘请了学问高深的卢胜奎在班中编剧本（如《全本三国志》、《东周列国志》等），并特殊笼络了许多的名演员，结果，一下子轰动了京城，往往一个剧反复演了半年还是满座，不久，即被朝廷认定而加以提倡了。这就是京剧的来历。
与昆曲比较，京剧文字通俗，词句不拘长短，声调和布景也较多样，兼之其中又吸取了昆曲的精华，各种土戏腔调（主要是秦腔、二黄）和京调（皮黄）的优点，因此，它不仅在北京，而且在各地都大受欢迎，迅速地成了中华民族古典戏剧中最有生命力、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嘉庆以后，无论是大河上下，还是岭南塞北，也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市民宵小，到处都可以听到它的声音，人人几乎都能哼哼它的曲调了。
乾嘉时期，诗风也有相当的变化。清初一些诗人骚客，多发故国之思，多作兴亡之叹，他们耻于事清、厌恶科举，也揭露清朝一部分黑暗。这时最著名的，是 江左三大家 ，就是江苏常熟的钱谦益、江苏太仓的吴伟业、安徽合肥的龚定孳。钱谦益虽曾事清，但又眷恋于亡明，被清朝统治者视为 二臣 ，他的《初学集》、《有学集》还被列为 禁书 ，烧掉了。吴伟业临终时很以自己曾经事清为耻，嘱咐家属，墓碑上只写 诗人吴梅村之墓 。他也确是无愧为诗人，他的歌行体写得最好，《圆圆曲》、《永和宫词》都被广为传诵。乾隆皇帝很爱写诗，经常与群臣唱和，又到处题留不断，收集在他的三集 御制诗集 中的，共有24 240多首。其《乐善堂集》里的，还不包括在内。不过，他的诗，不少是臣子代作，自作的也并无什么突出的优点。然而，乾隆、嘉庆时期诗人很多，描写的范围、题材，都比清初广泛得多。它们再不像一滴水珠，只反映出一片风景，而像一面大镜，映出了整个社会的生活。这时，又有新的 江左三大家 ：袁枚、蒋士铨、赵翼。有人评论这三人道： 袁像通天神狐，醉了才露出尾巴；赵像东方朔的正谏，时常夹着诙谐；蒋则好比剑侠入道，总是杀气腾腾。 关于诗评的专著也多起来，沈德潜的《古诗源》、袁枚的《随园诗话》都很有见地。嘉庆时，名诗人有舒位、陈文述等。乾、嘉时期的诗风，或细腻、或缛丽、或飘宕、或流利，或织春花于锦绣，或竞秋草于芬芳，较之清初是绚丽多彩得多。
清代中叶的绘画，比清初又有了大发展。清初，遗老派画家有工于山水竹石花鸟的朱耷（八大山人）和工于人物的肖从云等，拟古派则有 四王 和 六大家 四王 指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加上吴历和恽寿平，合称 六大家 。，还有专用指头作画的高其佩，参与过圆明园设计的意大利画家郎世宁。王原祁是王时敏的孙子，其画很受康熙皇帝的欣赏，大《荷亭晚钓图》多供奉于宫廷之中。吴历、恽寿平、沈诠等，都以写生为名，形成清代特有的写生派：吴历画山水，吸取了西洋的一些画法，也常和郎世宁合笔；恽寿平见石谷山水画特出，不忍作天下第二，就改画花卉，独创一格；沈诠专画花鸟、动物，雍正九年（1731）至雍正十一年（1733）到过日本长崎，对日本的绘画产生过巨大影响。西洋画和西洋画法，自清初以来，在中国也发生了很大影响。郎世宁的《准噶尔贡马图》等画，无论在反映社会生活或画法上，都堪称风靡一时的佳作。
乾隆时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恢复和发展，还出现了一大批靠卖画为生的人，著名的有 扬州八怪 （金农、罗聘、郑燮、李、黄慎、汪士慎、李方膺、高翔）。他们的画，抒发个性，风格新颖，题材也广泛，融合了各代绘画之长。
雕刻方面，也发展到十分的精细。乾隆初，有个叫杜士元的雕刻家，竟被人们称为 鬼工 ：他能在橄榄核、桃核上刻出非常精致的图画。他的《东坡游赤壁》，堪为空前的精工。小小的核上，船、篷、樯、橹、柁、帆、篙清晰分明；船上七人，又各有风姿 苏轼须髯飘飘，巾袍鲜明；佛印正冠危坐，禅衣长垂；从客手持洞箫、启窗外看；船头童子，持扇烹茶，茶盘上有茶杯三盏；驾船的三个人，又复两坐一卧，形容各有不同。
社会经济的繁荣，商业、手工业的发展，还促进了年画（版画）的发展。清朝鼎盛时期，印制版画的地方很多，最有名的是天津的杨柳青后来，北方人民将天津杨柳青、南乡炒米店和东丰台三处所制的年画本身，也称为 杨柳青 。和苏州的桃花坞。整个清代，杨柳青山版的年画，共有2 000多个品种；较大的画铺有12家，每家都有十几个刷画案子，戴廉增一家每年就印制100万张年画。桃花坞是南方版画的中心。桃花坞的版画，深受明代木刻画和铜版画的影响；杨柳青则体现出宋、元、明绘画和清代画院木刻画、透视画法的风格。雍正、乾隆时期，年画的内容也广泛起来，神佛僧道、山水楼台、丰收场景、古今故事，皆入画图。
版画的发展，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也充分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艺术的要求。和那些宫廷画师相比，年画的作者们实在是广泛地从事着艺术的普及工作，较之清初的艺术又算是一大进步。
九、《畴人传》 清朝鼎盛时期的自然科学
嘉庆、道光年间，有个人叫许小欧的，在《三异笔谈》里写道：他曾亲眼见到有个人做了一套 马脑草虫百科 ，只见许多 草虫 藏在一个柜中，那柜子好像中药铺里的百眼箱一样。那虫子，大的像蟾蜍，小的像蟋蟀，它们一个个须眉齐全、灵动如生。只要那人在桌柜背上先铺好毡毯，然后用走绳一拽，那许多的虫子便纷纷跳跃而出，弄得满案缤纷；只要那人振动一下开关，它们就又蜂拥入柜，柜门也自动关上。
他说，做此 奇巧设计 的，不是别人，就是有名的阮元。
阮元（1764 1849），本是朝廷的大官，做过兵部侍郎、浙江巡抚，对经学颇有研究，但对科学技术的兴趣也很浓厚。还在很年轻的时候，阮元就写了《考工记车制图解》（二卷），绘图说明古代造车之法。做巡抚时，选出许多高才生，集中在 诂经经舍 里，读经、读史，也读天文、地理，学算法。嘉庆十五年（1810），他做国史馆总裁，专门为清代的知识分子开辟《儒林传》，搜入传的，共146人。后来，又将其中天文、算学方面人才的事迹收辑起来，著成《畴人传》八卷。
阮元是清代第一个专门为科技人员树碑立传的人，他本人也算得上一位科学家。他对机械制造、钟鼎文字、考古学和天文、算学都有一定的研究。
清朝鼎盛时期的天文、算学家，最著名的是梅成、明安图、王贞仪等人。梅成（1681 1764）是梅文鼎的孙子，他把祖父的著作35种，完整地收入《梅氏丛书辑要》一书中，自己的著作，也附在书后。他主编的《律历渊源》，包括《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和《律吕正义》三部书，不仅是天文、数学的百科全书，还总结了音乐知识。明安图（1692 1765），是我国蒙古族人。幼年时被选入 钦天监 学习，学得很刻苦，成绩很优异。后来，他见有的传教士在用解析方法求圆周率上故弄玄虚、愚弄中国人，便更发奋自强，钻研30多年，撰写出《割圆密率捷法》初稿于1763年完成，1774年其子明新等最后完成。，即创造出 割圆十三术 ，独立地论证了法国传教士秘而不宣的求圆周率的三个公式（圆径求周、弧背求正弦、弧背求正矢）的 立法之原 ，并创造出超过当时世界水平的十个新公式，第一次突破了用几何方法求圆周率近似值，采用解析方法来计算圆周率，用连比例归纳方法证明割圆术的13个公式。人们誉明安图为 弧矢不祧之宗 ，说他父、子（明新） 堪与北齐祖冲之父子媲美 。乾隆时期，还出现了一个 尝拟雄心似丈夫 的女天文、算学家，这就是安徽泗州的王贞仪（1768 1797）。王贞仪幼年时就博览群书，对梅文鼎的科学著作尤其爱读。她精通了梅氏的天文、算学，学会了父亲的医学卜术，夜里还坐观天象。为了搞清月望、日食的道理，她竟用灯笼当太阳、圆桌当地球、镜子当月亮反复实验。她在不断吸收古人、洋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出了《重订策算证讹》、《西洋筹算增删》等数学专著补充和纠正了它们的不足。王贞仪仅仅活了29岁，但是，她却写出了50多卷包括哲学、文学、天文、算学等各种学科的著作，只在《德风亭初集》（14卷）里，就有关于自然科学研究的论文十篇。
清朝鼎盛时期的农学家，以杨岫最为突出。杨岫（1699 1794）是陕西兴平桑家镇人，以教私塾为业，也从事一些农业生产和养蚕植桑的事。雍正三年（1725），他从山东沂水引来柞蚕种，雍正七年（1729）又从江南引来桑蚕种，在关中试养，都获成功。他还通过试植桑树，摸索出一套培育桑树的好方法，于是把当地植桑养蚕的古今记载和经验，总结成一部名著 《豳风广义》。杨岫还根据当地农民和自己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用了十年时间，写出了另一部名著 《知本提纲》，书中对耕稼、园圃、蚕桑、树艺、畜牧等方面，都进行了研究和总结。例如施肥，就要注意不同的作物、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土质，使用不同的粪肥：春季用人粪、夏季用草粪、秋季用火粪、冬季用骨蛤肥；高燥地用猪粪；麦、粟用黑豆肥等。名为 提纲 ，讲得却较详细。乾隆七年（1742），官修的《授时通考》，更是一部集历代农业生产技术大成的巨著，对农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影响更是不小。
乾隆四年（1739）到十二年（1747）官修的《医宗金鉴》，是一部介绍中医临床经验的名著，它对医学经典《金匮要略》和《伤寒论》等书作了不少考订，并征集了许多家藏秘笈和世传经验良方。雍正年间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 医部全录》，将我国18世纪以前的大部分医学文献全汇集起来了。康、雍、乾时期，还出现许多私人撰注的医学专著，出现了许多有独到专长的名医。江苏吴江的徐大椿（1693 1772），是著名的内科医生，有《医学源流论》等十多种专著，善于根据病人的不同体质、受病的不同部位、致病的不同原因施治。江苏吴县的王维德（1669 1749），是著名的外科医生，著有《外科证治全生集》。康熙年间的夏禹铸，乾隆时期的陈复、庄一夔，都是有名的儿科专家。康熙时，工于书画篆刻的傅山，对妇科也有独到的研究。康、乾之际，江苏吴县的叶桂（1667 1746），更是鼎鼎有名的传染病专家，他死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的《瘟证论治》，就是他祖孙几代，尤其是他一生行医的成果，是一部传染病学的名著。和他齐名的薛雪和比他稍晚的吴瑭、王士雄等，都在传染病的理论与实践上有深入的功夫。在药物学方面，赵学敏、吴其濬也有杰出的贡献。赵的《本草纲目拾遗》，补充了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遗漏的716种药物；吴其濬则通过30年的调查，积累成《植物名实图考》，图考了植物1 714种。
齐召南，是清朝鼎盛时期最有成就的地理学家之一。他看到郦道元的《水经注》对祖国东南的水道记载不详，又见顾炎武的《今水经》详于南水而暗于北水，便作了《水道提纲》来补充。
清代鼎盛时期的建筑，比明代更加细致精美。这时的建筑艺术，几乎凝聚在全部的 官式 建筑中。承德避暑山庄，集中了南北各地的建筑优点，表现了全国各族建筑的风格；北京圆明园的建筑，更不仅荟萃了全国名园的精华，而且综合了中西建筑的成就。它们都是中国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是世界建筑艺术宝库中的精品。
承德避暑山庄，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分宫殿区和苑景区两部分。宫殿区有正宫、松鹤斋、东宫、万壑松风四组建筑。苑景区包括湖区、平原区、山区。湖区洲岛错落、碧波荡漾，富于江南水乡特色；平原区西部绿草如茵，东部林木苍翠，颇似蒙古草原风光；山区峰峦陡峻、峡谷幽深，为避暑和登高远眺的处所。山庄内有楼、堂、馆、阁、轩、斋、亭、榭、寺、观、庵、庙等建筑一百余处（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题名的就有72处）。规模宏大的山庄外围，武烈河东岸和狮子沟北沿的山丘地带，还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间，陆续修建了11座宏伟壮丽的巨大的喇嘛庙（乾隆时修了九座），它们（除康熙时修的溥仁寺和溥善寺外）都面向皇帝居住的山庄，以山庄为轴心，在东面和北面整齐排列，形成一种百川归海、众星捧月的态势，象征着边疆各族对清朝中央政府的向心力，形成了建筑史上的奇观。这些寺庙金碧辉煌，气魄恢宏，造型精湛，具有汉、蒙、藏等不同民族风格的特点。
而圆明园，则与法国的凡尔赛宫，同称为世界两大奇迹，它被誉为 万园之园 。它原是明朝贵族的一座废园（武清侯李伟清华园旧址），康熙四十八年（1709），玄烨把它赏给皇子胤禛，并开始建筑，赐名 圆明园 。乾隆皇帝又将它大为修建：东边修了长春园，东南圈入了绮春园。长春、绮春、圆明三园相连，合称 圆明三园 ，方圆20里。圆明三园与和它相通的熙春园（在今清华大学校园内）、春熙院（在今北京大学校园内），又合称为 圆明五园 ，方圆则达30里了。圆明园以水景为主。园内小山都是用挖湖的土方堆成。玉泉山水屈曲东北流，形成的奇湖妙泊占了全园的二分之一的面积。湖畔石阶，围砌着汉白玉栏杆。各具特点的建筑，形成了一百零八景；每一景又各有大小不一的殿、阁、楼、台、廊、榭、轩、馆。桥有圆孔、莲瓣孔、拱尖孔，形状也各异，木石各别。 正大光明 殿，是皇帝会见群臣的处所； 万方安和 殿，建在水上，冬暖夏凉，是皇帝留宿久住的地方；福海东岸的 接秀山房 ，紫檀作柱，尽嵌珠宝；福海中心的 莲岛瑶台 ，烟波浩渺，有如仙境； 海岳开襟 ，则殿楼高耸，俨若海市蜃楼。长春园之北，有西洋式的楼群，仿意大利文艺复兴式，加上中国自己的某些风格，简直令人目眩神飞。琉璃瓦的彩色，覆盖着异国风光的汉白玉石大的柱，柱上布满了浮雕。这块狭长的地带，由西向东，还耸列着 谐奇趣 、 万花阵 、 方外观 、 海晏堂 、 远瀛观 和 线法山 。 谐奇趣 的汉白玉柱，一色罗马式，正楼两侧是五色琉璃八角亭，楼前是喷水池。 海晏堂 西的三角形喷水池，两边还排列着代表12时辰的12种动物的雕像，每一动物各按自己所属的时辰喷水两小时，它们构成了一座巧妙有趣的喷水时钟。这也充分体现出清代鼎盛时期建筑科学家、物理科学家们的高度的智慧和精巧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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