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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盖亭诗案:在北宋后期开了一个恶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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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2023-03-02

小编为您收集和整理了车盖亭诗案:在北宋后期开了一个恶的先例的相关内容:元丰8年(1085年),宋神宗驾崩。在神宗的母亲高太后的主导下,神宗第6子赵煦顺利即位。是为宋哲宗,当时年仅10岁。小小的哲宗当然主持不了政局,由他的奶奶高太后垂帘听政,而且一听就是9年之久。高太后是

元丰8年(1085年),宋神宗驾崩。在神宗的母亲高太后的主导下,神宗第6子赵煦顺利即位。是为宋哲宗,当时年仅10岁。 小小的哲宗当然主持不了政局,由他的奶奶高太后垂帘听政,而且一听就是9年之久。高太后是反对变法的,早在神宗时期就几次哭着喊着说要乱天下。现在她有了自主权,自然就要废除新法了。

王安石的死对头被找回来当宰相,他执政之后的第1道札子就是《请更张新法》。他说新法就跟毒药一样,不废止不行。

一朝天子一朝臣,就像两党轮流坐庄一样。王安石执政的时候,用的都是变法派,即新党人物;司马光执政后用的都是反变法派,或称“保守派”,是旧党人士。

1086年改元元年,在司马光的领导下,废除新法的工作雷厉风行地展开了。当年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时候,人们说他操之过急。而现在司马光废除新法,比王安石还要急得多。

不光是废除新法,变法派的官员一个个都被贬出朝廷。

这年4月的时候,王安石在愤恨之中离开了人世。司马光认为王安石这人的文章节义还是不错的,应该对他优加厚礼,这显示出他一代名臣的胸怀。又过了5个月,司马光也去世了,新法已经废除殆尽。

改革也好,保守也好,两个人折腾了几十年。结果是没有结果,而局面变得更糟。

蔡确是神宗晚年的宰相,是王安石之后主持新法的头号人物。在司马光废除新法的时候他坚持抗争,力图挽回局面。但最终他的努力白费了,而且成为众矢之的。

元元年蔡确被罢相,出知陈州。第2年他又被贬到了安州,就是今天的湖北安陆。蔡确到当地的风景名胜车盖亭去游玩,诗兴大发,一下子写了10首叫做《夏日登车盖亭》的绝句。有心的读者不妨读一读,看是否能看出他在欣赏风景之外是否还有着政治意图。



公事无多客亦稀,朱衣小吏不须随。

溪潭直上虚亭表,卧展柴桑处士诗。



一川佳境疏帘外,四面凉风曲槛头。

绿野平流来远棹,青天白雨起灵湫。



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

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



静中自足胜炎蒸,入眼兼无俗态憎。

何处机心惊白鸟,谁能怒剑逐青蝇。



西山彷佛见松筠,日日来看色转新。

闻说桃花岩畔石,读书曾有谪仙人。



风摇熟果时闻落,雨滴余花亦自香。

叶底出巢黄口闹,波间逐队小鱼忙。



来结芳庐向翠微,自持杯酒对清晖。

水趋梦泽悠然过,云抱西山冉冉飞。



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

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



溪中自有戈船士,溪上今无佩犊人。

病守然唯坐啸,白鸥红鹤伴闲身。



喧虺六月浩无津7766火线魔盒,行见沙洲冻雨滨。

如带溪流何足道,沉沉沧海会扬尘。

这10首诗其实写得很不错,且不管蔡确平日人品如何,他确实是很有才华的诗人。然而这正是蔡确最大不幸的开始。当时的知汉阳军吴处厚曾经在蔡确手下为官,他希望蔡确能够推荐自己。但是蔡确没有答应,吴处厚由此对蔡确深为不满。

当吴处厚得到这几首诗的时候,他觉得报仇的机会来了。他把蔡确的诗上报给朝廷,说其中5首有含沙射影讽刺朝廷的嫌疑。他的解释是:

第3首:莞然独笑,这是笑得不怀好意。方今朝廷清明,不知蔡确所笑何事?

第5首:自比谪仙人,这是心怀不满,认为朝廷对他处置不公。

第6首:“小鱼忙”是讽刺朝廷起用新人,他在这里自吹老资格。

第8首:这首最为恶劣,郝处俊封为甑山公。唐高宗想逊位给,郝处俊上疏切谏。而现在太后垂帘,显然是将太后比作武则天,这是对太后的污蔑。

第10首:喻国运必生大变,这是对朝廷的诅咒!

俗话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实郝处俊是安陆人,谪仙人也在安陆长居。蔡确身在安陆,发思古之幽情,写入诗中有何不妥?再说笑一声又怎么了,难道吴处厚平时就不笑吗?吴处厚费尽脑汁硬是找出毛病来了。高太后看了吴处厚的奏章,怒不可遏,下令立刻将蔡确贬到新州。新州就是今天广东的新兴,现在的新兴是个著名的侨乡。可在那是个蛮荒之地,被贬到那里就意味着深重的苦难,甚至是生命的终点。的诗中就曾经写道:“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那里是人间地狱。

当时一些官员说蔡确还有年老的母亲,岭南那么远,建议迁到别的地方。高太后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高太后这么坚决的原因何在?原来蔡确遭到吴处厚的攻击之后,朝廷中的几个反变法派指斥蔡确自以为有拥立哲宗的功劳。这是对高太后权威的直接挑战,所以她下定决心要置蔡确于死地。

蔡确在劫难逃,其他的变法派也难以立足。保守派彻底铲除变法派,许多变法派再次遭到重贬。

元8年(1093年),蔡确在新州郁郁成病,凄然而死。

车盖亭诗案在北宋后期开了一个恶的先例,党争在文治社会在所难免,但是党争也有其限度。不同的观点可以同时存在,这并非坏事,问题是当别人不同意自己观点的时候该如何处理?

宋太祖开国就立下了不杀士大夫的誓言,王安石执政的时候虽说反对他的人很多,但也只是将他们赶出了朝廷。文字狱在车盖亭诗案之前也已经有很多次,比如仁宗时候的进奏院案和神宗时候的乌台诗案,但都没有这么恶劣。车盖亭诗案是打击政敌面最广,并且力度最大的一次。

一句话,车盖亭诗案开创了一个把对手往死里整的先例。而且一旦有了先例,就会恶性循环。

当时,旧党开出了两张名单,一张是蔡确亲党,有47人;一张是王安石亲党,有30人。这个打击面之广,可见一斑。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清除新党的全部势力,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而新党在遭受重大打击的时候,就把恨压在心头。伺机报复。这就孕育着更大的危机。

王安石和司马光观点相左,在朝政上是死对头,但是私下里互相尊重。他们之后的新党旧党,就完全是相互倾轧,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的儿子范纯仁是最有眼光的一个人物,不愧为名门之后。他在蔡确遭贬岭南的时候敏锐地察觉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对高太后说朝廷不能因为这些暧昧的文字而贬黜大臣。但是很快他就被人指责为与蔡确结党,自己都洗不清了。

范纯仁对自己的好朋友吕大防说岭南的道路上长满荆棘七八十年了,现在这条路重开。只怕日后主张变法的人上了台,咱们也难免有这样的下场。然而这种远见是当时很多人不具备的,仇恨已经蒙蔽了他们的双眼。

党争和文字狱是文治帝国的痼疾,它摧毁了士大夫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责任感和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它让士大夫失去了安全感,只是想着如何明哲保身,最终它将摧毁整个文治帝国。

北宋灭亡的种子在车盖亭诗案发生的那一刻已经种下,正在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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