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的日本三大罪行：南京大屠杀、缅泰死亡铁路、巴丹死亡行军

小编为您收集和整理了二战中的日本三大罪行：南京大屠杀、缅泰死亡铁路、巴丹死亡行军的相关内容：康狄曾在南京师范大学读书，主要的研究方向为南京大屠杀史。他硕士毕业后从事媒体工作，并在职于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组织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建立了季我努学社。季我努学社以「揭露日本战争罪行，讴歌中华民

康狄曾在南京师范大学读书，主要的研究方向为南京大屠杀史。他硕士毕业后从事媒体工作，并在职于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组织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建立了季我努学社。季我努学社以「揭露日本战争罪行，讴歌中华民族脊梁，为国内二战史研究积累史料」为宗旨，主要以抗战史为研究领域。康狄邀请我担任荣誉社长。

康狄虽然从事新闻工作，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对历史研究的兴趣，本书所集纳的都是他在业余时间撰写的发表在国内各大报刊的关于日本战争罪行的文章。康狄以一个史学出身的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不断发掘日军在二战时期在亚洲各个占领区的野蛮暴行，并且将以上暴行通过媒体对外发布，提供给广大读者，实属难能可贵。

其中部分文章对于拓宽国内史学界对于日军战争暴行的研究具有抛砖引玉的作用，这组文章主要是他撰写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系列文章，其中包括巴丹死亡行军、缅泰死亡铁路、地狱航船和日军大量掠夺白人战俘和平民充当奴隶劳工。对于日军的这几项战争暴行，国内研究尚属空白。列斯特‧坦尼博士的回忆录也有很多中国人所不知的日军在菲律宾、日本的战争暴行的描述，比如，坦尼博士在奥唐奈集中营、甲万那端战俘营以及日本大牟田17号战俘营的悲惨遭遇。通过康狄整理的坦尼博士的回忆录，读者可以看到日军对盟军战俘的非人虐待、虐杀。

以上的这些文章，实际上也是季我努学社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译作当中的精华部分。季我努学社关于日本战争罪行史料的整理、出版和传播已经走上轨道。美国巴丹——克雷吉多老兵协会会长、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荣誉终身教授坦尼博士的回忆录《My Hitch In Hell》已经由康狄翻译，于2009年在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学社遴选的关于缅泰死亡铁路、地狱航船、新加坡樟宜战俘营、日军掠夺白人战俘充当奴隶劳工等战争罪行的四本专著，已经列入「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规划，目前正处于翻译过程之中，将于2015年8月份由重庆出版集团出版。

在本书中，康狄的部分文章也涉及南京大屠杀。其中「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系列文章，是康狄在为《南京大屠杀全史》做媒体宣传时由季我努学社会员以及他本人发表在《世界博览》杂志上的大型专题文章。康狄撰写了英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和德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他的夫人多国丽撰写了美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这组文章还有苏联和义大利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一共五篇文章，在《世界博览》杂志刊发后，网路媒体又大规模地全文转载，为宣传《南京大屠杀全史》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近年来，学社在日本战争罪行、抗战史料的搜集整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中除康狄等翻译的十余部日本战争罪行、抗战史外版文献史料之外，还参加了上海交大东京审判中心《东京审判庭审记录》的翻译工作，翻译了板垣征四郎、南次郎、松井石根等九名甲级战犯的庭审记录，字数超过40万字。学社与深圳越众文化、化学工业出版社合作的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抗战影像的整理与研究的专案，最终将形成图文并茂的30卷大型画册，收录图片八千到一万张，目前这个专案正在翻译之中。

康狄在秀威出版公司出版的这本书，只不过是季我努学社诸多年轻学人科研工作的一个缩影。据不完全统计，季我努学社已经出版、即将出版书籍近10部，字数超过250万字，翻译日本战争罪行、抗战、朝鲜战争及辛亥革命书籍超过15部，翻译字数超过500万字，如果加上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抗战影像丛书，学社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各类书籍已经超过55部，总字数超过850万字。

康狄这般年轻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热情执着，充满朝气。他们熟谙媒体传播的规律，懂得以合适的方式将史学的研究成果通过现代媒体向广大的读者进行传播，康狄的这些文章绝大多数都发表在国内著名的报刊杂志上，并且在门户网站、军事网站、社区门户上得到大规模转载，很多读者都看到了他们的文章，普及了抗战史知识。近年来，日本右翼不断挑衅，多次否定南京大屠杀和其他战争暴行。康狄等年轻学人的努力，正好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有力回击。

最后，我送康狄一句话，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希望他扎扎实实，脚踏实地，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进步。

张连红推荐序：用世界眼光来记忆日军暴行

我的学生范国平2007年从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毕业后，虽然一直从事编辑记者的繁忙工作，而且近两年在工作的同时，还师从民国史专家复旦大学吴景平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他在业余时间组建了季我努学社，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爱好历史的年轻人，开展史学研究，不断推出研究成果。据笔者所知，他们除了在报刊上发表的大量历史类文章外，还相继出版了《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译著）、《辛亥革命》（译著，获得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的荣誉）、《卧底：解密「余则成」们的潜伏档案》（专著）、《刺客：民国刺杀大案》（专著）、《中国的脉动：近现代史名家讲演录》（主编）、《民国政治谋杀》（专著）、《日本在华间谍的活动》（译著）等许多著译作，在史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最近其新著《太阳旗下的罪恶：不为人知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又即将在台湾出版，国平嘱托我写篇序言，所以我有幸较早拜读书稿，读后令人耳目一新，其用世界眼光记忆日军暴行的全新视角，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其—，二战期间日军暴行不仅仅发生在中国。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在中国大地上肆意施暴，其制造的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三光作战、细菌战、毒气战、劳工集中营、性奴隶等暴行，惨绝人寰，罄竹难书。长期以来，我们抗战史的研究比较注重揭露日军在中国的暴行，而较少了解研究二战期间日军在东南亚的暴行。国平新书则以主要篇幅研究介绍了日军在东南亚杀戮战俘、强制战俘修筑铁路、挖掘煤矿、掠夺黄金，以及在新马一带进行的「大检证」、「大肃清」等暴行，特别是通过美国老兵列斯特‧坦尼的回忆，揭露了日军屠杀战俘的残忍与恐怖，如《巴丹「杀戮游戏」》一章，详细介绍了日军为了惩处5名试图越狱美军战俘而实施的恐怖杀人游戏过程，读后令人毛骨悚然。显然，该书的出版对于我们全面了解认识二战期间日军在远东的暴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二，从英美等西方人士眼中再现南京大屠杀暴行。长期以来，我们从受害者的角度控诉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论著很多，但作者另辟蹊径，将研究的视角转到当时留在南京西方人士的书信日记以及英美德等国的官方文件，通过西方人士的观察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如作者以美国传教士南京国际红十字会主席约翰、马吉、金陵女子大学美籍教授明妮‧魏特琳的书信日记和拍摄的影片，较为深入地介绍了美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通过德国人昆德和丹麦人辛德贝格的故事，再现了日军在南京郊区江南水泥厂难民所的种种暴行。通过英美等西方人士揭露日军暴行真相，有力地回击了日本右翼所谓「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的」荒唐谬论，使其不攻自破。

其三，从维护人类文明与正义的视角来反思日军战争暴行。作者指出，日军在战争中无视国际法，践踏了国际战争法中的人道主义原则。在作战和占领过程中对战斗人员与平民不加区别进行任意屠杀，其中一些战争暴行，超出了人类文明所能容忍的限度―日军在太平洋地区曾多次食用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的肉。针对日本与加害国如何真正获得和解的问题，作者认为：「受害者的正义仍未获得，受害国更需要保存受害者的记忆。铭记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在将来的某一天，与日本民众拥有这些共同的记忆。」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同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75周年，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相隔仅仅25年，人类便轻易重蹈覆辙，教训极为深刻。为了利益之争，国家之间瞬间可以遗忘战争的残忍恐怖与血泪教训，文明、正义与公理亦并不困难即可抛之脑外。为了与遗忘斗争，时刻警醒悲剧重演，今年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将每年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2014年6月，中国开始将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等珍贵历史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在这一背景之下，国平的这本新作显得更为重要，用世界眼光记忆日军暴行，让世界永远铭记，让人类永远不再犯错！

是为序。

英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曼彻斯特卫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导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在1938年2月7日和14日，分别在第10版和13版刊登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导。

《卫报》记者在7日的报导中对日本人的暴行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日本军队于12月13日进入南京城，次日大约有5万名士兵在这座挤满了难民的城市中大开杀戒。」日本士兵在城内随意抢劫、杀人、强奸，只要中国人稍加反抗或者不顺他们的意，就会被杀害。很多外国使领馆、教会学校和住宅区被日军洗劫，一名美国传教士半夜被一个醉酒的日本士兵从床上拉了下来。日本大使馆面对西方国家外交人员的抗议在很长时间内「拒绝被告知」，不过到了12月15日，日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再也不能装聋作哑，因为「从大使馆的门口就能看到街道上死尸横陈，妇女们被强奸。」日本军方对官兵的烧杀抢掠的行为保持一种默认的态度，因为「整个南京城内最初仅有17名宪兵」，却要管理「5万名士兵」。12月15日，日本士兵第三次闯入金陵大学图书馆大楼，在那里强奸了4名妇女。16日，大批日本士兵在衣经院大院内反复强奸三十余名中国妇女。17日，日本士兵闯入金陵大学附中，刺死一名儿童，强奸了8名妇女。12月26日，日本士兵在圣经师资培训学校，强奸了7名妇女，其中一名是12岁的女童。当天夜里，又有另一批日本士兵来到学校，强奸了20名妇女。同天夜里，3名日本士兵借口「检查」，金陵大学强奸了3名姑娘，其中一名只有11岁。他们还带走了一名姑娘。

14日的报导继续披露日本人的暴行。虽然有大量日本士兵开往前线，宪兵人数也增加了，可是情况仍然非常糟糕，因为「日本宪兵也常常加入他们打算制止的抢劫和强奸行动中去」。此时的南京几乎每一幢建筑物都遭受了反复洗劫，英国、美国和德国大使馆和所有在南京的外国人的大部分财产被日本士兵抢走。日本人经常纵火毁灭罪证，日本士兵常常开着卡车将中国人的商店和货栈抢光，然后付之一炬。《卫报》记者估计，至少有1万名中国人被日军「蓄意」杀害，其中大部分是被日军「无故射杀」。要想估计被日军强奸的妇女人数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从实际的案例来判断，几乎不会少于8000人」。

斯特拉博尔吉爵士发给哈利法克斯爵士电报中记述的日军暴行

1939年2月13日，英国国会议员斯特拉博尔吉爵士发给英国外相哈利法克斯爵士的电报中附带上了南京大屠杀期间在南京组织国际安全区的美国传教士乔治、菲奇在圣诞夜写的关于南京暴行的报告。斯特拉博尔吉爵士觉得报告过于血腥和残暴，特地给哈利法克斯爵士注明：「机密。禁止出版。」

菲奇在报告中痛骂日军是「一伙下流的衣冠禽兽在南京大肆劫掠」，他们将一切暴行施加于和平、友善而又守法的人民头上。南京成为了一座人间地狱。菲奇经常将喝醉了的日军士兵从强奸妇女的房子里赶走，他时常被日本士兵用刺刀对着胸膛，或者被他们用枪指着头颅，因为日本是士兵不希望他「碍手碍脚」。日本人不喜欢留在南京的外国人，尤其是他们在实施暴行的时候。菲奇感到很无助，因为日本士兵时常在他面前拉走数以百计的无辜平民，用于练习刺杀或者枪毙，因为他手上拿的美国国旗也时常被日军夺走，践踏在脚下，因为他自己的房子也多次被日本兵洗劫。菲奇时常问自己：「这样的状况还要持续多久？」日本外交官与日复一日地告诉他们「他们将尽最大努力」，可是情况却是一天比一天糟糕。日本军队在过去的一周里，用卡车将南京商店的货物抢劫一空，然后再纵火焚烧。菲奇采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了如下的日军战争等暴行。

12月14日日军大举进城，日本人的飞机撒下了大批传单，宣称日本军队将保护中国平民，并且他们还要做中国人民的朋友。可是事实上，日本军队所做的恰恰相反。「他们肆意的强奸、劫掠、杀戮」。成群的平民被日军从难民区内拉走，从此不见踪影，他们肯定是遭到了日军的屠杀。还有一位日军大佐来到菲奇的办公室里，询问「6000名被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士兵哪里去了？」日本士兵想方设法地盗窃和抢夺国际安全区的卡车，他们偷走了3辆，在别的地方又抢走了2辆，国际安全区的外国友人不得不开着卡车出门办事。

12月15日，菲奇在中国军政部附近目睹了日军明目张胆地处决了数百名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菲奇送朋友到郊外，只能在充斥着尸体的道路上行使。他说，「其情景非笔墨所能形容。我永远忘不了这段行程。」当晚，国际安全区的外国友人开会，菲奇得知了这样一个消息，日军在安全区内一下子拉走了1300名中国男子，将他们用绳索捆绑起来，一百人一组，全部枪杀。

12月17日，菲奇得知了这样的暴行，一个妇女被日军强奸了37次，另外一个妇女在被日本兵强奸时，日本兵嫌她5个月大的孩子啼哭，将孩子活活闷死。

18日早餐时分，林查理向他报告，昨日在其住处，日本兵强奸了两名妇女。威尔逊医生告诉菲奇，昨日他收治了三名病人，其中一个男孩被刺刀捅了5下，一个男子被刺刀捅了18下，一个妇女脸部被砍17下，腿上还有几处刀伤。菲奇和国际安全区的史迈士去日本大使馆递交55起新增暴行的报告，日本外交官告诉他们，17名宪兵已经抵达，他们将维持秩序。菲奇觉得这真是讽刺，17个人怎么可能应付一支多达5万人的「极端邪恶的犯罪大军」。

22日，菲奇和施佩林去国际安全区总部，在总部东南方向约四分之一英里的一个水塘里，看到了50具尸体，全都是老百姓，双手被绑在背后，有一个人的头被砍掉。菲奇怀疑这些平民是被日军用来联系刺杀的活靶子。

23日，菲奇总结了日本人「必杀」的男子的特征：只要手掌上有老茧，就必死无疑，不管他是士兵，还是黄包车夫、木匠。中午，菲奇在安全区总部见到了一个头被烧得焦黑，眼睛和耳朵被烧没了的、鼻子残缺不全的男子，菲奇开车送他去医院，他几小时后就死了。原来日本人把数百人捆在一起，在他们身上泼上汽油点火焚烧。

菲奇在报告最后写道：「我觉得由于日本军队没有基督教理想主义的背景，它已变成了一种残酷的、破坏性的力量，不仅仅威胁着东方，而且将来在某一天威胁到西方。世界应该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真相。」事实证明，他的预言是对的。1941年，日本发动了珍珠港事变，对美、英宣战，成为世界东方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日本最终还是在盟军的打击下无条件投降，不过日本对他们的战争暴行从未反省。

德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日军有组织、无组织地疯狂杀人

日本人屠杀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是有计画的，第一步是借口有大量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便衣兵）躲进了难民区，对他们的安全造成威胁，他们大量地从难民区中拉出青壮年男子进行集体屠杀，而后，又通过各种各样的检查，杀害他们认为可能是士兵的一切中国男子。无组织地屠杀就更多了，他们施暴时阻止他们的中国人，施暴时稍微有点不顺从他们的中国人，以及因为害怕他们而在他们面前奔逃的人，都可能被他们杀害。

1937年12月30日德国大使馆北平办事处寄给德国驻华大使馆（汉口）的电文的附件1中收录的AT斯提尔的报告对日本人的有组织屠杀中国军民的行径进行了深刻揭露：

日军为了找出士兵和「便衣士兵」，搜遍了整个城市。数百人被从难民营带出并被处死。男子们每两三百人被编成一组，然后带到方便行刑的地方，在用步枪和机关枪将其杀害。有一次为了杀害被捕的几百个人，动用了坦克。我亲眼目睹了一次集团行刑。有两三个日本士兵跟着他们，把他们押往一块空地。在那里，他们被三三两两残酷地枪杀。一个日本兵拿着步枪，站在堆成小山的尸体上，向稍微有点动弹的人身上发射子弹。

Nanking Rape

德国外交官和公民记述了大量日军的性暴行。日军施暴物件不分老幼，而且日军在施暴后，往往杀害中国女性。大量中国女性被兽兵轮奸并杀害。德国驻南京外交官罗森在1938年1月15日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对日本的性暴行进行了深刻揭露：

许多日本士兵冲进大使先生的住房，要求把那里的妇女交给他们。不断有妇女被送到美国教会医院，直至昨天还是这种情况。这些妇女的身心受到严重损伤，她们先是遭受轮奸，然后不是被刺刀杀害就是被其他物件打伤。一位妇女的颈部被割开一半，这位不幸的妇女还活着，使威尔逊医生也感到吃惊。一位孕妇腹部被刺一刀，腹中的婴儿被刺死。送进医院的还有很多被奸污的幼女，她们当中一个先后被20人轮奸。本月12日我的英国同行、领事普里多、布龙，英国武官洛瓦特、弗雷泽和英国空军武官温、沃尔泽在察看英美烟草公司帕森斯先生的住宅时发现一位中国妇女的尸体，一根高尔夫球棒从下部直接插进这位妇女的躯体。每晚都有日本兵冲进设在金陵大学的难民营，他们不是把妇女拖走奸污，就是当着其他人的面，包括当着亲属的面满足他们的罪恶性欲。

日军将南京抢劫一空，大肆纵火毁灭罪证

日本军队在南京的种种暴行最恶劣的不仅仅是杀人和强奸，他们还肆无忌惮地抢劫，不仅洗劫中国人的财产，就是对于在南京的外国使领馆和外国公民的住宅和财物也不放过。他们就是公然抢劫。他们为了毁灭罪证大肆纵火。克勒格尔在1938年1月13日的私人报告中写道，残暴的日本士兵闯入难民区和民房，疯狂抢劫，在南京城内已经找不到没有被日军抢劫过的家庭。「上了锁的门和衣箱被粗暴地撬开，所有的东西都被翻弄过，被带走或毁坏，当时和现在都完全没有见过日军尊重在宁的外国国旗，德国国旗也不例外。通过我们拼命的努力和挥舞德国国旗，总算保住了自己和朋友的财产以及佣人的生命，但仍然常常受到日军军官和士兵的威胁。」他停在车库的汽车被日军抢走，虽然他为了防备日军抢劫，已经将汽车前轮卸掉了。

日本军事当局有计划地纵火毁灭罪证，他们主要焚烧被他们抢劫一空的商业区。拉贝先生在1938年1月14日给上海理事会主任W.迈尔的信中写道：「德国60幢房屋有40幢遭受不同程度的抢劫，4幢被全部烧毁。这座城市约三分之一被日本人焚毁。纵火行为仍在继续。这座城市已没有商店，不是遭受打砸，就是遭受抢劫。」陶德曼大使在1938年1月28日寄往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说，「从12月20日起，日本人开始系统地烧毁这个城市，直到今天他们成功地烧毁了约三分之一，尤其是城南的商业区。我们领地附近的商业房屋和居民区都在其中。烧毁行动现在减弱了一些，就是说，他们现在还只烧毁一些至今没有见到的和被忽略的单幢房屋。更有什至，所有房屋事先都被有计划地通过组织的队伍用卡车洗劫一空。」退休中校布林克曼致斯特拉赫维茨的信函中披露了这样的事实：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南京的面貌完全变了。日本人天天在纵火烧房子，目前已经轮到了太平路、中山东路、国府路和长江路。整个城南和夫子庙都被抢光和烧光。用百分比来表示，南京全城被烧光了30%、40%。

巴丹死亡行军：列斯特‧坦尼回忆录

【编注：本段为战俘列斯特‧坦尼的亲身回忆，所以此段所用的第一人称皆为坦尼自身，并非本书作者】

1942年4月9日，对我而言，是恶梦的开始。昨天，我们还在为保卫巴丹殊死战斗，今天我们却成为了日军的俘虏。第二天早晨，我被一阵刺耳的枪声惊醒。一队日本兵扛着步枪，端着机关枪，闯入了我们的营地，他们凶神恶煞似地嚎叫着。没等我们反应过来，日本兵就扑了过来。礼貌的把两个手指并在一起，送到嘴边，作吸的姿势，讨要香烟；粗鲁的举起用作手杖的长竹竿，朝我们劈头盖脸地打来，乱翻我们的床铺，搜查我们的身体，拿走他们想要的一切东西。这是一群野蛮的胜利者。

有一个日本兵，走到我面前，做出抽烟的姿势。我明白他的意思，摇了摇头，因为我没有香烟。他笑了笑，立即抡起枪托照我脸上狠狠地砸下来。我的鼻子被打破了，颧骨部位也撕开一道口子，鲜血涌了出来。他得意地大笑，其他日本兵也哄堂大笑。他走到站在我右边的战友前面，做出同样的手势。右边的兄弟有烟，给了他一根，他抬手把整包香烟都夺了过去。谁知他恩将仇报，领着其他的日本兵用竹竿和枪托狠揍我的同伴，把他打倒在地。这下子，他们才心满意足地大笑着离去，嘲笑着被击败的、软弱的美国人。4月10日早晨，一队日本兵把我们赶上大路。在这半英里的行程中，日本兵大声呵斥着我们，为了让我们走快点，用刺刀戳我们。上了大路，我们等了3个小时，日本人禁止我们讲话，我们可以用任何姿势休息，站着、坐着都可以。

行军的路面有20英尺宽，路基是石块，上面撒上碎石子，碎石子上面再撒上细沙。撒上沙子的目的是为了使路面能够行驶小型汽车，水牛拉的大车，菲律宾人拉的大车有时也会出现在路面上。路面早已使用过度，我们的重型汽车在上面开过，甚至我们的坦克、半履带车也从上面经过。整个路面已经千疮百孔，大块的砾石随处可见，路基裸露，铺满了磕脚的细沙、碎石子。在这种路面上走一小段路都觉得痛苦，长时间、长距离行军的折磨可想而知。

我们四人一排，十人一列开始行军。还没走出去一英里，队伍已经松松垮垮，我们就像一群掉队的士兵。开始还成队形的四十人的方队，散乱不堪，兄弟们往前挪动步子，有些兄弟的腿脚已经不太灵活，看起来像跛了一样。我们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很多人感觉我们是去送死。就在此刻，我决定要制定活命的计画。成为俘虏的前夜，我还坚信我能够活着回家。为了活命，我得为自己设立一些可实现的目标，比如一定要坚持到下一个转弯口，一定要走到前面出现的水牛那里。我必须有梦想，梦想会让我前行。

刚走了一两个小时，兄弟们就开始减轻负荷，把他们认为不需要的东西丢在路上。他们从军用帆布背包里翻出各种各样的东西：牙膏、牙刷、剃须膏、剃须刀、毯子、小帐蓬。这些物件被随地丢弃，散布在行军路线的最初几英里的路段上。

日本兵用我们听不懂的日语大声呵斥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对他们的命令做出迅速反应，他们就从路边捡起木棍抽打我们。他们想让我们走快点，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小跑。对于我们来说，「快步走」和「小跑」没有区别，它们在我们耳朵里只是重复的词汇。看守们似乎并不明白这一点，我觉得他们绝对不是日军当中的聪明人。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家伙所受教育程度极低，他们甚至不知道我们没有正确执行他们的命令，是因为我们根本听不懂他们的「鸟语」。

日本兵强迫我们这些虚弱的人一连走了四五个小时，不允许我们休息，动不动抽打我们。很多兄弟如果不停下来喘口气的话，就站不住了；日本兵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允许我们停留。我们伫列里的汉克绊了一跤，摔倒在路边的灌木丛里。一个日本兵立即跑过来，我们向倒下的好朋友大声喊道：「赶快站起来！快点站起来！」一切都已经太迟了，日本兵高声叫喊着，把刺刀扎进了汉克的胸膛。在挨了五六刀后，汉克挣扎着站起来，鲜血顺着衬衫往下流，他蹒跚着加入了我们身后的行军伫列。

汉克并没有撑多久。晚上一个朋友告诉我，汉克因为流血过多，倒在地上，被一个日本兵开枪打死。我控制不住哭泣，伙伴们也控制不住。我们眼前浮现出一个从来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的优秀青年，他错在倒在了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汉克的死，给我们一个血淋淋的教训：想在行军时休息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想「永远休息」。如果要大小便的话，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很快我们发觉，唯一的正确做法是拉在裤子里，如果你想活命的话。

行军的第二天，一辆日本卡车从我们身边开过。卡车车厢里坐着日本兵，他们手里拿着长长的绳子，时不时地抽打战俘。他们会抽打任何一个他们认为走得不快的战俘。突然，有日本兵向一个走在伫列外面的战俘扔出了套索，套索套在了他的脖子上，把他拖到在地。锋利的石块让这个兄弟鲜血淋漓，遍体鳞伤，他的身体抽搐着、翻滚着，看起来像一块新鲜的牛排。被拖出100多码后，他终于挣脱了套索，用手和膝盖支撑着流血的身体慢慢地站起来时，他大喊：「你们去死吧！有朝一日，我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你们，我会活着把尿撒在你们的坟墓上！」愤怒让他获得了新的力量，他站直了以崭新的面貌加入了行军伫列。

日本汽车把帅气中尉压成肉饼

194坦克连有一位帅气的中尉，他大约28岁，一头金色卷发，总是干干净净的。他块头很大，有6英尺高，我估计他在战前的体重至少200磅，行军刚开始的时候也有150磅。他看起来很强壮，却走得很慢，因为他背着个大包。一开始的时候，他把大包夹在胳肢窝里，后来又把它扛在肩上。在大包的重压之下他步履维艰，没有人知道包里装的是什么，但是我觉得里面一定有他值得用生命去捍卫的东西。

当我们的伫列超过中尉的时候，我悄悄地靠近他，我看到他的双眼已经充血，目光呆滞，他似乎已经丧失意识，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问他要不要帮忙，他不回答。等我回头再看到他的时候，他的步履已经踉跄，身体也东倒西歪的。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无法对他提供帮助，他很快就会被日本兵杀死。没有人敢为他停下来，大家都很清楚，停下来帮助他的代价。

队伍继续前行，他的背越来越弯，行走非常困难。我们劝他扔掉不必要的物件，他的包对他来说，会让他吃不消的。他拒绝了，挣扎着向前挪动了几百英尺，栽倒在地。日本兵看见我们的伫列停了下来，立刻跑到他面前。日本兵大叫了几声，毫不犹豫地刺进了他的胸膛。日本兵还在狂吠，他的意思再明显不过：「站起来！站起来！」不过一切已经太晚了。刺刀终结了中尉的生命，有一个好男儿为国捐躯。我无助地想到，「这个时候上帝在哪里？」在目睹了一桩桩暴行之后，我越来越肯定这些事情也会发生在我身上。天哪！以后等待我的是怎样一个恶梦啊！

队伍又往前移动，几分钟之后，又发生了悲惨的一幕。后面传来汽车马达声；日军向克雷吉多方向输送战斗人员。中尉的尸体横卧在道路中间，日本卡车毫不犹豫地从中尉的尸体上碾过，日本的车队经过之后，中尉的尸体已经被压成肉饼。道路上残留的鲜血和肉末，显示这里曾经有人倒下。

日本人用这种方式「为中尉完成了葬礼」。日本兵还是不是人？他们没有丝毫的同情心，毫不顾忌人之所以为人的底线！他们把我们像动物一样对待，毫无疑问他们根本不会给我们战俘应有的待遇。

喝水，被日本人枪毙

日本兵不允许我们带水行军，长时间不喝水造成的生理痛苦是难以形容的。我的胃很痛，喉咙刺痛，胳膊和腿不听使唤。我们的身体亟需补充水份，可是却一滴水也得不到，精神和身体的痛苦溢于言表。到了第三天，饥饿和口渴让我做起了白日梦。我仿佛看到了过去吃过和喝过的所有好东西：夹着干酪和洋葱的汉堡包、奶昔、啤酒、可乐，馋得我想流口水，可惜口水早已干枯。我在白日梦的驱动下，走了一段路，最后还是回到了现实当中―我们饥渴难耐，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们的下一顿才能进嘴。我们被强迫往前走，把左腿迈到右腿前面，再把右腿迈到左腿前面，两腿带动着身子往前挪。

日本兵故意的。其实路边并不是没有水，巴丹半岛上有很多泉水和自流井，日本兵就是不让我们喝。有些看守会让少数的战俘去喝水，却不让更多的人喝水。有一天，我感觉自己的舌头变厚了，因为身边有日本的车队经过，车队扬起的灰尘被我吸进嘴里，黏在舌头上，我的喉咙快要被这些沙尘烤干了。有一次，我看到路边有一口自流井，白花花的水流掉真可惜。观察了好半天，确定附近没有日本兵的时候，我和战友弗兰克快速冲到井边。我们你一口，我一口，敞开肚皮喝水。我们尽快喝足，并把水壶装满，准备路上喝。几分钟之内，大约有10到15个战俘聚到了井边。这引起了一个日本兵的注意，他跑过来嘲笑我们。这时，前面的5个人喝到了水，第6个人刚准备蹲下喝水，日本兵突然举起刺刀，对着他的脖子就是一刀。这个兄弟立即双膝跪地、呼吸急促、脸朝下倒在地上，一口水没有喝上就死了，鲜血染红了自流井。他死不瞑目，因为他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被屠杀了。

所有在井边的战俘，赶紧跑回伫列。我们都被吓傻了。我的心像手提钻钻地时一样，剧烈地跳动，我的眼睛睁得有平时两倍大，我很无助，我又想到，「这个时候上帝在哪里？」泪水潸然而下，流到我的面颊上，多好的一个年轻人啊，就这样送掉了性命，杀他的人好像做了一场游戏。两小时后，我们经过了一个水牛洗澡的水塘，它离路面大约50英尺。水塘里的水根本不能饮用，水面上泛着绿色的泡沫，两头水牛正待在里面躲避酷热。兄弟们都快渴死了，只要能喝到水，他们管不了这么多了。兄弟们不仅渴，而且深受疟疾的折磨，很多人发着高烧。另外还有很多人痢疾很严重，他们认为谁能够减轻他们的痛苦。有一个大胆的兄弟跑到日本兵面前，用手势问他，能不能让他喝一点水。日本兵哈哈大笑，挥手同意。

得到允许后，好几十个人疯狂地冲到水塘边，也不管水牛还在里面洗澡。有些人拨开绿色的泡沫，把水泼到自己身上，并喝下这种寄生着多种病菌的水。有些人用手帕把手兜起来喝，他们觉得经过手帕过滤以后，水会安全一些。他们真笨！成群的苍蝇在水面上盘旋，水里残渣泛滥，病菌是过滤不掉的！这不是人喝的水！

几分钟之后，一个日本军官跑过来大喊大叫。没有人听得懂他说的话，他也没有打任何手势，但是大家还是知趣地赶紧返回了队伍。不久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满脸堆笑的军官，在战俘的伫列周边转来转去，他随即命令日本兵检查我们的制服，把那些身上有水迹的人都拉出来。日本军官命令这些粘上水迹的人，在路边排成一行，下令日本兵向他们开枪。恐怖的大屠杀！他强迫我们站着观看，我们不敢阻止，如果我们阻止的话，他会下令把我们也枪毙了。

死亡仓库

我们用了4天时间，总算进入了巴朗牙城区。菲律宾平民们站在道路的两旁，扔给我们各种各样的食物：米糕、还有动物油脂的甜蛋糕、小块的炸鸡、小段的甘蔗。突然，枪声响了，菲律宾平民们四散逃命，日本看守向他们射击，不允许他们给我们吃的。两个菲律宾平民跑进了田野，想钻进一个下水管道。三个日本兵举枪向他们瞄准，先后开火。这三个家伙的枪法不是很好，他们开了好些枪，才把这两个菲律宾男子打倒。见他们倒下来，这三个家伙立即跑过去，呵斥他们，并疯狂地踢他们，先是踢背部，后来踢头部，随后又向对他们倒卧的身体连开数枪。

我们继续向市区中心走去。天色完全暗下来的时候，我们被赶进一间大仓库。这间仓库大约有75英尺宽，160英尺长，原来是用来储存玉米、大米和蔗糖以及其他衣产品的。挤不进去的人，就睡在仓库外面的开阔地上。我在仓库的最里面找了一个位置。当仓库人满为患的时候，日本看守又生生地把两百名美国战俘塞了进来。仓库实在太挤，以致我们只能一个挨一个的平躺在地上。有人想小便，只能尿在身上，第二天太阳会把他的衣裤晒干。如果谁想大便，就要跑到仓库的角落里解决。那天晚上，仓库的地面上满是痢疾患者的粪便，这让很多人感染了这种致命的疾病。

屎尿散发的恶臭，垂死的人的叫喊声，病入膏肓的人的抱怨声、呻吟声不绝于耳，简直要让我发疯，我把衣角塞进耳朵，减轻了一些噪音。仓库里的空气污浊不堪，痢疾患者的粪便，残留在衣裤上的小便在仓库里发酵。这种令人窒息的混合恶臭，影响人的正常生理机能。日本兵忍受不了，把门锁上出去了，在外面监视我们。

数小时后，我渐渐地适应了这种嘈杂的声音和令人作呕的臭味。我把自己的思绪从这场恶梦中转移开，我又想到了萝拉。她会意识到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吗？获悉了巴丹半岛失守，全军投降的消息之后，她会怎样想？她会认为我是一个懦夫吗？她仍然爱着我么？她会像我思念她那样思念我么？我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幻想自己又和萝拉待在一起。这场恶梦什么时候才到头啊？午夜时分，我摇了摇头，抛开纷繁的思绪，面对现实。

次日早晨，看守把仓库门打开，我头晕目眩地蹒跚着走出来。我像受惊的动物一般尽快地离开了这个弥漫着死亡气息的黑暗之地。至少有25个人没有活着走出仓库，日本人命令战俘把他们的尸体抬到仓库后面的田地里扔掉。我再度感到震惊。我所能做的，是为这些兄弟祈祷，我流着泪自言自语：「上帝啊！请您宽恕这些可怜的灵魂。」我不愿意看到他们暴尸荒野，但是日本兵不同意我们把这些可怜的兄弟埋葬，他们在漆黑的夜里悲惨地死去。

我们看到仓库的院子里面，摇晃着一队看守。几分钟之后，我们被赶到院子里。出乎我意料的是，院子中间放着3个厨房用的大桶，桶里盛满了米饭。没有餐具的战俘得到了一个直径3英寸的饭团，有餐具的战俘的得到了一大铲子米饭，量应该比饭团要多一些。在仓库外面的开阔地的顶头，有一队日本看守在供应热茶。没有水壶或杯子的战俘可以借朋友的容器来获得他的定量，这些液体对我们来说，太珍贵了。

在饿了四天之后，我们第一次获得了食物，尽管食物的数量很小。日本看守提醒我们，我们是多么的幸运，因为他们给我们供应了如此多的食物和茶水。我们刚领完自己的定量，日本人就把我们赶上离开巴朗牙的大路。日本看守不停地嘲笑我们，他们咧开嘴大笑，频频点头，他们很满足，因为从我们身上获得了足够的优越感。我们排好队向北进发，行军继续，但是终点在哪，我们仍然不知道。

路边葬礼和斩首

第五天，我目睹了整个巴丹死亡行军当中最惨无人道的罪行，当然还有一些暴行也可与之相提并论。日本兵让我们的伫列暂时停下，等待后面的队伍赶上来。等后面的队伍赶上我们的时候，日本人命令我们站起来继续前进，就在这时一个疟疾非常严重的兄弟，发着高烧，人都烧糊涂了，想站起来，但是站不起来。日本兵走到他身边，用枪托砸他的头，把他打倒在地。日本兵叫来身边的两个战俘，让他们在路边挖坑，他准备把这个生病的兄弟活埋。这两个战俘开始挖坑，等坑挖到一英尺深的时候，日本兵命令他们停手，把生病的兄弟抬到坑里，把他活埋了。这两个战俘摇着头，说他们不能那样做。

日本兵没有发出任何警告，举枪就把两个挖坑的战俘当中的大块头打死了。他又从我们的伫列里拉出两个战俘，命令他们再挖一个坑，把大块头也埋了。日本兵在路边划了一个十字，意思是「把被他打死的那个战俘埋在那里」。这两个战俘又挖了第二个坑，他们把生病的战俘和死去的战俘分别放在坑里，然后往他们身上铲土。生病的战俘还没有死，土扔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凄厉地叫喊着。

我们目睹了这场对手无寸铁的无辜者的屠杀。我悄悄转过头去，用手捂住脸，避免让日本兵看到我呕吐。这样的暴行让我永生难忘，到现在仍然困扰着我。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活着就是等着被屠杀吗？今天轮不到我，那么明天，后天，大后天呢？对于这样的暴行，我还能忍受多久？」我的决心再次受到了挑战。我偷偷地抹去泪水和呕吐的污物，正视路的前方，我在寻找下一个路标。我必须有一个目标；我必须向前走。

我们走了好些天，有的时候夜间也赶路。日本兵只给我们提供过两次食物和水，每次都很少。从卢保出发的4到5英里的行军极其残酷。日本看守时不时地命令我们奔跑，他们的咆哮次数更多，声音更大。几分钟之内，有不同的看守，殴打、推搡，甚至用刺刀戳我们。

在这个路段，我们被要求以平常两倍的步速行军，日本兵换班频繁，我们经常要求奔跑以跟上新换班的看守。我们好不容易追上了一队日本兵，看守命令我们停下来。我们看到这队日本兵的前面跪着一个美国战俘，战俘后面站着一个日本军官。日本军官从剑鞘中抽出武士刀，在空中挥来挥去，他似乎要展示他砍人的本领。他让这个美国战俘顺着他挥刀的方向移动膝盖。热身练习做完之后，他把武士刀高高举起，急速挥下，日本士兵高呼「万岁」，我们只听到一声闷响，美国战俘就身首异处了。这个军官紧跟着把战俘的躯干踢到在地。这个军官「干净俐落」地展示了「高超的斩首技术」。所有的日本士兵都开心地笑着走了。当我看到他的刀锋下落的时候，我的心都揪紧了，浑身抽搐，我把手放在胸前祈祷。我感到窒息，我不能相信，砍头竟然是日军的娱乐方式。

从那天起，我少说也目睹了数百次斩首的场景；身首异处的恐怖瞬间永远不能从我脑中抹去。每当那个时刻来临，我都非常害怕，不过我下决心活下去。我必须活下来告诉全世界日军对我们这些战俘做过些什么。我们花了两天多的时间到达奥兰尼，这段行程大约有15英里。这两天内，我们没有得到一口饭一滴水。在这段路程当中我们目睹了更多暴行，这些暴行与刚开始的四天里的大同小异。日本兵特别喜欢在菲律宾人面前虐待美军战俘，这样能满足他们的民族优越感。每次杀害或者折磨美军战俘的时候，他们都会把路过的菲律宾人拦下来，男人、女人、小孩无一例外，强迫他们站在路边观看。这些菲律宾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些触目惊心的场面，泪流满面，默默地祈祷，我看到他们的嘴唇一动一动的。

【小结：二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召开，审理各级战犯，主嫌东条英机等7人被判绞刑，荒木贞夫等16人终生监禁，虽微不足道，但还是给了这些在日军暴行下受折磨的人迟来的公道与偿还】

缅泰死亡铁路秘闻

在整个亚洲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军队根本没有依据《日内瓦公约》来给予战俘应有的权利，相反，他们大肆违反《日内瓦公约》，不仅虐杀战俘，而且大量使用战俘用于军事目的―缅泰死亡铁路就是典型。

不间歇的劳作

随着缅泰死亡铁路的修建到达缅甸东部的山林地带，修建工作变得日益艰难。日本军队大量增加修建铁路的战俘数量，并且逼迫他们增加日常工作量。由于美军在太平洋上不断击沉日本的军舰和商船，日本的海上交通线变得越来越脆弱，为了向南洋地区运送兵员和作战物资，在1943年5月到10月期间，日本军队开始了臭名昭著的「加速运动」，为了尽快建成连接穿越缅甸和泰国的铁路，打通他们「大陆交通线」在中南半岛的「最后一部分」。此外，日本军队希望在中南半岛的雨季（5-9月）完成缅泰铁路的修建，这样他们就可以在雨季结束以后，利用铁路来快速调动军队和物资，以便他们占领缅甸的剩余地区，并且利用缅甸为跳板进攻印度。中南半岛丛林密布，雾气缭绕，空气能见度差，火车行驶在丛林中被盟军飞机轰炸命中的可能性较小。缅泰铁路的贯通也便于日军将东南亚的战略物资运回日本。

所以日军疯狂地不顾战俘死活地逼迫战俘劳动。战俘们营养不良，病魔缠身，日本军队基本上不提供必要的衣物和药品，食物也少得可怜。来自德克萨斯的美军战俘体重急速下降，却不得不拖着病体在日本看守的刺刀威逼下长时间劳动。日军总部宣称，为了实现战略目的，牺牲一定数量的战俘是可以的。

日军为抢工期，采取分散修筑的办法，把盟军战俘驱赶到不同路段筑路，美国的战俘也被分开了。从5月份到9月份，日本看守们端着上着刺刀的步枪，操着生硬的英语「speed！speed！」，逼迫战俘们干得更快一些。恰巧1943年的季风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强，暴雨不断，在这场「加速」运动中，美国战俘遭到了俘虏期间最残酷的虐待，死亡人数比其他任何时段都要多。此时的美国战俘正在受着热带疾病的折磨―几乎所有战俘都掉了三分之一的体重。

为了保证每天都有足够的战俘劳动，日本看守每天早上对用棕榈树叶搭成的简易病房内的战俘伤病员进行「小斯韵图片突然袭击」。美国战俘本、邓恩就目睹过这样一次「闪电战」，日本看守把病号从棚屋里赶出来，为了让他们往前走，灭绝人性地用棍棒敲打战俘们身上的溃疡创面，他们用这种办法把战俘赶到工地上干活，很多病员就这样死在了日本看守的棍棒之下，或者死在去工地的路套袋团购上，或者死在工地上，总而言之，遭受日本看守虐待的伤病员们很少能够活着回到病房。

恐怖的疾病

疟疾、登革热、痢疾、脚气病和热带溃疡是剥夺美国战俘生命的五大杀手。热带丛林潮湿不已，蚊虫滋生，可怕的是无处不在的蚊子身上携带着多种可怕的病毒和病菌。下个不停的大雨使得蚊虫们往战俘们的棚屋里钻。

几乎所有的美国战俘都得过疟疾，最可怕的被感染了脑型疟。这种可怕的疟疾非常凶险，战俘死之前往往会被折磨得发疯，疟疾原虫聚集在战俘脑部血管中，造成剧烈头痛和神经紊乱，战俘时常发高烧，动辄昏迷、惊厥。登革热同样令人难以忍受，它造成高热、肌肉和关节剧痛。美国战俘胡德、赖特将登革热称之为「断骨热」，他说，「你每动一下，就会感到骨头像断了一样」。

由于营地的卫生条件极其糟糕，露天坑厕总是爬满蛆虫，在雨天屎尿横流，蛆虫遍地，这造成美国战俘痢疾发病率很高，痢疾是导致美国战俘死亡的二号杀手。死去的166名美国战俘，有48名死于痢疾。得了痢疾，一天要拉30次肚子，拉出来的是血和黏液，战俘们往往来不及跑到厕所，就开始排泄，经常拉在自己身上。美国战俘塞卢格、怀特对此深有体会，「我无法控制自己排泄。气味难闻死了，我真想去死，但是我得活下去。」痢疾造成战俘体液大量流失，导致战俘脱水，让战俘手足无力，体重骤降。美国战俘詹姆斯、赫夫曼得过痢疾，他这样描述他的感受：「你感到身体里的水分快要流干了，拉肚子拉得直肠都要翻过来，你身上剩不下一点肉，空留一副骨头架子。拉肚子拉出来的全是黏液，而且源源不绝。有一次，我去厕所的路上，虚弱让我不由自主地跪下来，我眼看着粪液顺着我的腿流下来。我乞求能得到什么东西把自己擦干净，我无法忍受这个样子，可是我一步都动不了。患了痢疾所经历的精神抑郁和肉体的痛苦一样糟糕……」日本人不给他们提供任何治疗痢疾的药物。

脚气病横行。读者朋友，请千万不要误会，这里说的脚气不是中国人常说的脚癣，而是一种可以夺人性命的疾病，它破坏神经系统，造成心脏肿大。脚气病分为干脚气病和湿脚气病两种。干脚气病造成战俘四肢剧痛，几乎丧失对四肢肌肉的控制能力。湿脚气病造成体液在身体不同部位皮下组织的积聚。得了湿脚气病的皮肤会失去弹性，用手指按上去就是一个印子，要过很久才能平复。湿脚气病喜欢侵蚀睾丸，塞卢格、怀特回忆说，他当时的睾丸肿胀得有柚子那么大。汤玛斯、怀特黑德患了干脚气病，他说：「我无法控制右腿右脚没有力气，走路的时候只能用力往上提，有些时候还需借助手的帮助，才可以往前挪动。」本、丹姆对湿脚气病有如下回忆，「得了湿脚气病的人，到了晚期，整个人都走了形，他们临死前肺部的体液会把他们呛住，他们用力地咳嗽，我们甚至能听到他们肺部体液晃动的声音。」

热带溃疡是最厉害的杀手。即使是小小的擦伤，也会发展成溃疡，溃疡会深层侵蚀肌肉，把活肉吞噬，留下发黑的死肉，如果得不到控制，它会大面积扩散。战俘们腿上很容易造成擦伤，因此腿上的溃疡也最多，很多战俘因为溃疡扩散到整条腿，而不得不接受战俘医生的条件简陋的截肢手术。不过他们截肢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死亡，在日本人的集中营里，他们丝毫没有存活的机会，日本人也不会发一点善心去给他们一点照顾。马克斯、奥费莱的弟弟奥斯卡得了严重的溃疡而去世。马克斯永远忘不了弟弟弥留前的悲惨景象：「热带溃疡蔓延到他的大腿小腿、膝盖、脚踝，溃疡开始吞噬腿骨周围的一切，他的腿上满是污血、脓液和黏液，两英寸的骨头白生生地露了出来……他临死前，我去看他，我把他的头放在我的膝盖上，他全身发烫，处于半昏迷状态，很快就死了。」

由于没有药物，战俘们自己摸索出一些土办法自救。对于痢疾，战俘们的土办法是吃烧焦的米壳和木炭，据说这些东西有止泻的作用，但是他们入口的这些土药里面有很多致病的微生物。战俘们对付溃疡的方法五花八门。一种办法是用热水反复冲洗溃疡创面，把死肉冲掉，这种办法不容易奏效，就是奏效时，也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第二种办法，有点恶心，但是效果不错，就是将蛆虫放在溃疡表面，让它们把死肉吃掉。雷蒙德、里德试过这种办法，不过没治好，反而让溃疡更加严重了，他说，「我把他们拿掉以后，仍然感觉到他们在伤口周围蠕动，虽然轻柔，但绝对能把你逼疯。」最有效的办法是「勺取」，但是也最痛苦。荷兰医生亨利、赫金和菲力浦、巴奥马斯玛弄到了一把小咖啡勺，他们把咖啡勺尖端磨快，用这个做成了一把小小的手术刀。不过他们用这种办法帮战俘清理溃疡时，战俘特别痛苦，由于没有麻醉剂，要硬生生地用咖啡勺把腐肉挖出来，手术时往往需要四个战俘按住病人才行。另外两种方法就比较支流了，一些战俘用当地草药或者泥浆敷在溃疡创面上，一些战俘站到溪流中，让鱼儿吃掉腐肉。热带溃疡夺去了50名修筑铁路的美国战俘的性命，超过了其他任何疾病。在「80公里营」的战俘们艰难地把铁路80公里之外延伸之后，80公里营变成了一个废弃的营地。后来，由于各个营地的病人越来越多，日军指定「80公里营」的废旧营地为医疗营地，将这个到处是老鼠和蚊虫的营地，将这个没有一个完好的棚屋的营地，作为生病战俘的「医疗所」。很快，「80公里营」爆发霍乱。日军对「80公里营」的战俘们不管不问，让他们到这里来自生自灭。在「80公里营」里照顾不能动换的战俘的是病得稍微轻一点的还能动换动换的战俘。

填不饱的肚子

在「加速运动」期间，美国战俘们的食物短缺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日本军队减少了美国战俘们的口粮。战俘们一天只能吃到象征性的两顿半的食物，对于病号，日本人一天只给他们吃一顿饭。

季风裹挟着暴雨，经常在中午的时候往往更加肆虐。战俘们在工地上，必须迅速把食物囫囵吞下，要不然吃饭的家伙里很快会积满雨水。美国战俘雷蒙德、里德回忆说：「别说你吃饭的家伙湿透了，你全身都要被雨水淋透。要赶紧吃，否则饭团的米就会被雨水冲走。」

美国战俘们用尽办法来填饱肚子。为了补充维生素，战俘们在丛林中寻觅野生辣椒和可食用的树叶和野草吃下去。他们吃掉了一切可以吃下的活物。有一次一条狗窜到了战俘们的居住地，战俘们把它打死了，打了一回牙祭。艾迪、冯和同伴们早上出工时遇到了一条巨蟒，巨蟒因为吃得太多，而行动迟缓，艾迪和大伙一拥而上，三下五除二把它打死了，后来把它煮熟了，美餐了一顿。大家最想捉的动物是树上的猴子，可惜这些灵活的猴子跑得太快，他们根本逮不到。本、邓恩用他一直没有舍得丢掉的拳击手套和一个路过集中营的当地人换了几个鸭蛋和一些糖。阿罗、哈德用他的美军军用包和一个日本看守换了一包25磅的生满蛆虫的鱼干，这包令人作呕的东西原本是这个看守准备丢掉的，不过在阿罗看来，它却救了不少战俘的命，他得到了这包鱼干后，分给了大家一同「享用」。饿极了的昆塔、戈登，冒着极大的勇气，吃了一个死去了很久的水牛的牛肚。面对即将到嘴的「美味」，他竟然「十分激动」。后来他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我们他妈的当时就是一群饿极了的秃鹫！」

少数胆大的战俘敢于冒着枪毙的危险在日本看守的厨房里偷东西吃。偷窃实在太厉害了，恶毒的日本看守偷偷地埋下了地雷。好在战俘当中的塞卢格、怀特在日本看守的厨房工作，他观察了日本人进出厨房的线路，暗暗记下，随后把这条安全的路告诉了伙伴们。他说：「地雷没有让我们停止从日本人的厨房里偷东西，只是让我们偷得更加小心了。」

美国战俘们为了生存，结成了生死与共的友谊。很多濒临死亡的战俘都是在朋友照顾下才得以存活下来的。乔治、德特雷说：「你得形成一个小圈子才能活下去。你生病了，会有人给你送食物，照顾你，你才能复原，才能活下去。我们就是相互依靠才获得存活机会的，朋友的关怀，让我们度过绝望。」丹、布佐当时已经病得不行了，他的两个朋友杰西、韦布和莱斯特、法西奥冒险偷偷出去，找缅甸人买了两个鸭蛋。他们回来时被韩国看守发现了，被狠狠揍了一顿。不过他们还是把鸭蛋藏好了，给布佐做了两个荷包蛋，在布佐的坚持下，他们三个人分享了这次「盛宴」。丹、布佐也帮助他的朋友。奥费莱由于腿部严重溃疡，在床上躺了几个星期，这导致伤腿的肌肉萎缩和肌腱收缩，丹、布佐帮他整整按摩了一天，直到他的腿能正常活动。奥费莱说，丹给我按摩了一遍又一遍，在一遍又一遍的按摩过程中，我知道他是我生死相依的手足。

克拉克、泰勒在「105公里营」得了疟疾和痢疾。他的两个朋友列斯特、拉斯布瑞和赫舍尔、科布给他专门在竹床上挖了一个洞，让他在床上就可以进行排泄，这样他就不必拖着虚弱的身体跑到厕所了。杰克、斯切密德给泰勒从日本人的厨房里偷了一罐三文鱼，被日本人发现了，日本人让他在禁闭室前力争，用竹竿抽打了他十二个小时之久。泰勒在接受采访时说，日本人打他的时候，我深深内疚，我在为他祈祷，希望他不要死掉。1943年10月，缅泰死亡铁路终于完工了，47名美国战俘死在「80公里营」，52名美国人死在建「100公里营」。「加速运动」的生死与共的经历让战俘们更加团结，他们一起坚持到了日本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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