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的五姨太的凄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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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0月26日，在杨都大邑安仁镇一座叫作猪市坝的低矮民居里，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第五房姨太太、92岁的王玉清撒手人寰。活着时，她每天早、晚都要烧两炷香，那是她“想‘老头子’！在给‘老头子烧香’。”没看到这一幕的人，很难想象，一个古稀女性，此时，眼中流露出的竟是丝丝柔情和些许羞涩。如今，伊人已逝，她已经成为永远的五姨太，悲剧式的女人。
　　相亲——娘家人攀亲也成大地主
　　1911年，王玉清出生在大邑蔡场万延村一户农民家庭。王家五口人，有三亩多地，并在蔡场街上开着一个糖果铺子。王家人勤于劳作，省吃简用，日子也算富足。而王玉清自幼聪慧，读过两年私塾，还学得一手闺中“红线”，颇讨人喜欢。
　　王玉清有个表哥在刘文彩家谋事。1936年，当他听说51岁的刘文彩打算再次纳妾后，即主动“关心”，把王玉清向刘文彩透了底。表哥三番五次到王家做媒，王玉清的父母认为女儿嫁到刘家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都万分同意。但王玉清考虑刘文彩的岁数太大，且是去做小的，所以内心并不乐意，但无奈“父命难违”。
　　王家同意结亲的消息传到刘家，刘文彩欢喜之余生怕王玉清有残疾，遂提出借“老广寺”庙会同王“相识”。1937年农历二月，刘、王在共赴庙会的路上“相亲”了。王玉清见刘文彩高个，身着绫罗长衫，一副绅士模样。刘文彩细打量王玉清，果然是花容月貌，顿生好感。二人在互相问候后，即匆匆作别。之后，刘很快择定了佳期。
　　与刘家攀亲后，王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刘文彩特为王家买地百亩，建了千余平方米的中式瓦房。此后，王家一跃成为蔡场响当当的大地主。 　　　
　　娶亲——刘文彩最宠的就是小五 　　　
　　1937年农历四月二十四，刘、王两家大喜的日子。这天早晨，51岁的刘文彩的接亲队伍一路吹吹打打，直奔蔡场万延村，用一乘青纱小轿抬走了芳龄25，如花似玉的王玉清。
　　老夫少妻，婚后刘文彩对王玉清十分宠爱，凡王玉清提出的要求，刘总是全力满足，那时的王玉清可说是珠光宝气、绫罗绸缎，一切应有尽有。每当刘出远门或到镇上“公益协进社”“办公”时，总要叫王玉清同行。逢刘斥资200万美元捐赠修建的文彩中学开学或毕业典礼，“校董”刘文彩身后站着的也总是玉面粉彩、身穿红色旗袍外套裘皮大衣、脚蹬高跟皮鞋、披金挂玉的王玉清。遇重要社交，刘必携王玉清同时出现在“同庆茶楼”一道品茗。为解决王玉清晕车的毛病，刘在1946年花费2000多法币，专为她购进一辆美式吉普。这一切虽说不上是“三千宠爱在一身”，却在王玉清心里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
　　“文革”中盛传“刘文彩生活糜烂，小老婆王玉清吃鸭子不吃肉，专吃鸭蹼”。王玉清对此只淡淡一笑道：“我出身贫穷，过惯了穷人的日子。见别人吃完鸭肉，剩下好多爪子，我觉得丢了可惜，就捡来吃了。其实，哪个放掉肉不吃，专爱吃爪子啊﹖！”
　　而被人问及“你觉得解放前你跟刘文彩生活的13年，是否幸?t”时，经过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洗礼”的王玉清仍然显出“顽固不化”：“咋个不幸福嘛，过‘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生活”使人明显感到她对从前那段“好日子”的怀念和憧憬。
　　在刘家，最难缠的还是那几房姨太太的关系了。刘文彩有过五房姨太太，大太太吕氏早在上世纪20年代病笔，没有后代。二太太杨仲华系大邑三岔场人，为刘家生有四儿三女，在刘家可谓“劳苦功高”，地位显赫，说话算数，居“正房”位置。三姨太林君如、四姨太梁惠琳是表姐妹，四川宜宾人，是一对饱淫城市之风尘的妖冶妇人。三人间争风吃醋，勾心斗角，水火不容。
　　出身低微的“村姑”王玉清处在险恶复杂的环境中，既要遭刘氏族人排挤，又要受前三房姨太太的欺凌。好在她生性机敏乖巧、精明能干，且与世无争、一心“相夫”，颇得刘文彩宠爱，在刘家的地位日益牢固。 　
　　自立——第二次婚姻和晚年生活
　　1948年初，刘文彩两度吐血，被诊断为肺结核。刘病后，王玉清对他悉心照料，无微不至。1949年3月，随着人民解放的隆隆炮声，刘文彩的肺结核病趋于严重。“‘老头子’病重后，好多次躺在床上，流着泪跟我说，‘我死后，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每次他说完这话，我们都抱在一起，眼泪跟着流。”当年9月，63岁的刘文彩病死在成都。
　　刘死后，成都即告解放。此时的王玉清在成都一处叫“慈惠堂”的地方住了下来，靠打布鞋、做咸菜、卖臭豆腐为生。1955年，王玉清与一位叫姜文山的“辛亥老人”、解放后的省参议室参事结了婚。1963年姜老命归黄泉，王玉清结束了自己的第二次婚姻。
　　上世纪60年代，“四清”开始后，王玉清作为漏网大地主被揪回原籍蔡场鲍社，安置在一简陋的“知青房”里。作为刘文彩的姨太太，此间、特别是“文革”中遭批斗自是家常便饭。生活上，王玉清按时出工，还以拾鸡屎、牛粪等累计工分，每到年终结算时，她都因投工投肥较多，而有一些进账。每逢农闲，她还会靠年轻时所学的“红线”手艺，给乡亲绣花、做鞋，挣点小钱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玉清的年纪也大了，村社便把她当作“五保户”来看待，她享受到了“每年6斤菜油、400斤口粮、400元钱”的待遇。后来，王又落户安仁镇，先后住饼原乡政府办公院和后来的猪市坝原布鞋社旧址。　　　
　　去世——“五姨太”已经永远成为历史 　　　
　　王玉清是一个有着超常的生存能力和生存智慧，且生性开朗、乐观的老人。几十年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使她清楚地知道对每一位来访者怎么说，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1987年，应一日本访华团体的请求，她出现在刘氏公馆，回答了日本客人的许多提问。据说，她的回话都十分得体。也在那次，她有机会再次走进她阔别近40年的“五姨太房”。当时她曾走到那张漂亮的“龙凤床”前，躬身掀开床上的褥垫，仔细端详，久久摩挲着。可以想见，那一刻，这位当年的“五姨太”内心升腾起怎样的复杂思绪。
　　在市场经济的形势下，当地的一些企业找上门来，请她“出山”，为本企业的产品做广告，她会适时地同厂家们就自己的“出场费”讨价还价。当有记者提出为她拍照时，她又会乐呵呵地通过保姆向记者索要“拍照费”。
　　今年初，92岁的王玉清在闲逛时，摔了一跤，之后，就起不了床了。春节后的一阵，曾又能下床走动一下，但后来就彻底不行了。王死后，安仁镇政府给她办理了全部后事，并把她的骨灰运回了蔡场娘家安葬。
　　刘文彩五姨太王玉清走了。—个女人，作为“五姨太”，她的命运是可悲的；一个女人，当她成为精神上的“五姨太”时，更演绎出历史的悲剧。毕竟，王玉清已经成为过去，成为一个历史性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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